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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管理”
，对中小学课程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地方获得了部分的教育管理权限。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开始了有计划地进行教育权力下放和办学多样化改革进程，建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制度”
，中小学的教材制度由“国定制”
改为“审定制”
，实行编、审分开，规定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都可以编写教材，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可供全国选用，经地方审查通过，可供地方选用，均为课程决策权力下放提供了契机。
1986年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成立，教材体制实施“一纲多本”
，在统一要求、统一审定的基础上实行教材的多样化。
此后，单一的中央集权课程开发开始向中央、地方课程开发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教育理论工作者积极介绍国际课程开发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提出相关课程开发决策调整的建议，倡导变革课程开发模式，注重学校课程的多样性和选择性。
这些对我国的课程管理政策和实践变革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
1988年，上海市、浙江省中小学课程教材全面改革，进行课程、教材多样化的试点工作，堪称地方课程决策之典型。
全国不同地区实施三套不同的九年义务教育课程计划，上海、浙江及其他地区各一套。
即使是全国多数地区统一实施的课程计划，也为地方课程决策提供了一定的余地，特别是上海市的课程教材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构建了必修课程、选修课程、活动课程三个板块的课程结构。
但是这次改革也主要是地方性课程的构建，其精力主要集中在必修课程上，除了更多地考虑到上海作为发达地区的特点外，整个课程开发模式基本上还是国家主导。
1990年，一些课程专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三级课程、三级管理的设想，[43]积极倡导三级课程管理，国家、地方、学校，各司其职。
[44]理论研究为课程实践变革提供一定的基础，相关教育政策也为课程变革提供一定的空间。
1992年，我国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课程表中规定了地方课程，但是课程决策权仍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级，难以真正体现课程的地方性和适应性。
1996年6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
，推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制，试图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从政策层面上给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了保障。
1996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规定，学校应该“合理设置本学校的任选课和活动课”
，占周总课时的20%～25%。
[45]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提出了学校可以自行设置课程，并给出一定的课时，保障了学校和教师的课程开发机会。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出台，其中第二部分第14条规定指出，“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
，由此拉开了“三级课程管理体系”
的序幕，三者在国家课程计划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80%、15%和5%左右。
1999年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三级（国家、地方、学校）课程管理”
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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