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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市政机构要求经过身体检查确认患病的娼妓必须接受治疗。
根据京师警察厅的规定，在未治愈之前绝对不准再留客，必须在相当时间内将所患疾病诊治痊愈，经检验所再次检验确实无病后，始准再照常营业。
[101]对于违章留客的妓女，京师警察厅给以严厉处罚。
[102]对于隐匿不报的乐户和娼妓，一经查觉，必定照章处罚。
[103]虽然制度严格，但在实际操作中，警察厅并未能对所有娼妓一律平等检查。
1927年检验所成立后，警察厅即普遍开展了对娼妓的身体检查，但随后一等乐户清吟小班代表呈请免验一等娼妓，警察厅认为“所有二等以下娼妓患花柳病症者较多外，一等娼妓患病者，数目尚较少”
，于是对于各小班妓女，特另订免验办法，令每人每月出具保证书一次，附缴保证金10元，再由各该班执事人出具切结保证。
[104]这种通融方式也为患病妓女寻找变通办法留下了空间，如乐户老板可以通过行贿送礼给检治所等方式使其免发禁止留客的通知[105]，社会上也出现了宣称可以“请托免检或检验有病各妓而能以疏通留客”
的情况[106]。
鉴于市政机构不彻底的态度和作为，对妓女的身体实行卫生检查能否切实地控制性病的传播，当时的舆论基本持否定态度，但亦承认卫生检查是在彻底废除娼妓之前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暂时性的措施。
对于北平妓女检治事务所的工作，就有人根据调查担忧地指出，其只对于病重的妓女采取干涉，而其他妓女均能得到检验所的盖印，这简直就是为花柳病传染提供了一层保障。
[107]
30年代初，卫生专家俞凤宾在对近代中国五十年的卫生状况进行总结的文章中也谈到了娼妓问题。
他提出了社会上扰乱治安及犯法作恶者大半为低能的人，而低能的人往往由花柳病之家产出的逻辑，以此证明花柳病为害之巨，并从专业技术的角度对娼妓检验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
……至按期检查，表面上较不检验为妥，而实际反可增加传染之机会。
何以言之，查验花柳病，非短期之视察，即可判定，盖血清反应之试验，非数小时不能竟，用显微镜试验，查得病菌或螺旋虫，固可断定其有病，若未得之，尚难确定其有无，况检验员之肯用上列二法者，吾人未之闻焉，仅用外表检查法，仅可欺骗童稚及愚鲁者，何足以弭害……检查员非上等有道德之医士所愿任，盖于最短期内判某妓有花柳病，无论其学识如何丰富，必不能骤下断语，假使某妓在检查员眼光中认为无病，而许其卖**，苟该妓领执照后于五日内可染毒病，则后之冶游者，往往因有执照之可恃，而大受其毒害。
[108]
娼妓职业造成的不卫生身体，对妓女产生了多重的约束。
妓女的身体受到嫖客的**，时刻面临性病的威胁，还受到妓院领班的虐待，处于不健康的状态。
同时妓女又由于这样不卫生的身体，成为舆论批判和国家监视的对象，被强制要求进行严格和定期的身体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身体遭受强制的状态使许多妓女将其视作畏途，1937年《大公报》上就曾报道，有的妓女“害怕检验人员的钳子，死也不肯检，甚至有愿意退捐而不愿受人钳制的”
。
[109]
即使妓女脱离妓院，也难以获得普通人的身份和生活，多数人只能进入济良所。
1906年，协巡营在处理玉莲清吟小班掌班张傻子虐待妓女案件之后，为使“受虐待之诸妓女能有活路”
[110]，决定设立济良所。
济良所的房屋为张傻子的玉莲班及张傻子的住房充公而来，并有北京的绅士捐借柏兴胡同路南原有水会公所。
[111]在外城巡警总厅和绅士的努力下，济良所得以设立。
但济良所的用意虽好，却办理不良，只能成为又一个继续束缚和摧残妓女身体的地方。
从1919年社会学者甘博的调查中，可知济良所中使用了大量的警察，并从管理者的性格和所中姑娘羞愤的表情上可以推知，所女受到的待遇不够人道。
[112]1921年，《晨报》上详细披露了济良所对入所妓女的非人道对待：
已入所者庾毙时闻，而受领家虐待之娼妓闻济良所三字，几视为地狱，如此复何济之可言，良之可说。
昨闻由该所嫁出之某女言，妓女入所后，多年只有随身衣服，所中并不为添制，以致破烂不堪，无衣替换，并且无论冬热均须十四人一床，冬日犹可忍受，夏日则蚊虫成群，人人体无完肤，加以无衣替换潮气熏蒸，恶臭难闻。
平素饮食，又粗糙异常（多吃窝窝头），颇难下咽。
因此所女时常发生疾病，辗转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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