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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还进行了形式丰富的孕产妇卫生教育。
在门诊期间对前来进行检查的孕产妇，讲演各种妇婴卫生问题；组织地段卫生会，就病人家中召集邻居亲友，予以卫生讲话或谈话或表演。
[160]劝导员在进行家庭访视中指导孕妇卫生事宜，介绍需要检查和治疗的产妇到事务所或医院治理，还举办母亲会，教导各种孕期护理方法。
[161]
表9.1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历年母亲会举办情况表
自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成立后的11年间，虽然孕产妇工作受到社会习俗的影响而成效仍未如预期，如孕妇通常至怀孕七八月才登记注册，产前随访机会因此减少，生产以后则在一段时间内禁见生人，造成劝导员上门拜访遭到拒绝，这些都影响了产后随访和婴儿检查，致使产前产后检查的次数常常难以达到规定的标准。
[162]但随着工作的开展和深入，以及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到该所进行检查治疗和生产的孕产妇日渐增多，接受该所收生的人数也已居多数。
表9.21932-1935年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甲乙区出生婴儿按接生人员分类表
即使具备卫生保障，生育仍然是女性身体遭受的最大痛苦，这在近代是普遍的现象。
有人对此作了形象描述：“第一个小孩还没有断乳，第二个早已受孕了。
这样继续着，直到为母的生理作用停止时为止。
中间除了妊娠、分娩、保抱、提携、乳哺、衣食种种的麻烦以外，还有疾病的忧愁，夭殇的悲戚，不但受尽了身体上无限的辛勤，更受尽了种种精神上说不尽的苦痛，这不是我国社会上普遍的现象吗？”
[163]有的女性由于不断生育而身体虚弱，发出“生育的机器要做到几时为止呢”
[164]的呼号，而更多的女性无法发声，只能默默忍受一次次生育过程，甚至因此致死。
2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减少生育的数量，提高生育的质量，是保障女性身体健康的必要手段。
1920年，邵飘萍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了《避妊问题之研究》，详细介绍了避妊问题发生的原因、与人口的关系和国外避妊情况，肯定避妊对于中国具有积极的意义。
[165]在当时的报纸上也能偶见避孕药品的广告，如1921年在《申报》上做广告的“外按停孕金丹”
，在广告词中首先就提及妇女的身体需要。
[166]
1922年4月，美国节育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桑格夫人赴英国参加国际生育制裁大会途经中国，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进行了相关讲演，掀起了节制生育讨论的热潮。
4月19日桑格夫人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讲演，听众达千余人，“后至者多不得坐位，鹄立无倦容，其注重力可想而知”
。
[167]
桑格夫人提出，“如果世界各国里都没有‘生育制裁’的政策，便都不能算是文明国”
，主张身有遗传病者不能生育，重病者未痊愈前不能生育，尤其对于女性的身体，提出女子要到23岁才能生育，做苦工的女性也不应生育。
[168]虽然桑格夫人宣传生育节制“以养成优良的人种，产生良好的儿童”
，最终着眼于生育优质的后代，但也充分体现了对母亲身体的关注，其提出23岁以内生育不仅子女多愚钝，且对于母体健康也有影响，结婚后二三年方可生育，都有母体健全的顾虑。
[169]桑格夫人投身于节育运动的动因也在于其目睹过许多因生育过多而虚弱致死的母亲，因而其主张妇女掌握自己的身体生育权利，是妇女解放的必要条件。
[170]
受到桑格夫人的启发，舆论纷纷讨论生育节制的问题。
《民国日报》的副刊《妇女评论》很快推出“产儿制限问题号”
，主编陈望道不仅自己撰文，还专题组织相关论文。
1922年6月1日《妇女杂志》第八卷第六号也特别编辑了“产儿制限号”
。
这些舆论均关注母体的健康，同意生育对母体本是一种折磨，而生育过多损伤更甚。
[171]其中胡定安的文章中总结了几类不适于生育的女性身体，不健康和有疾病的女性不应享有生育的权利：“1.身体虚弱不堪分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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