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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先生说：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
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用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
这些弊害目前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眼前，哪一个人敢说这是危言耸听呢？[49]
依季先生之见，人类摆脱生存危机的出路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
人们首先要学习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彻底改弦更张。
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
[50]。
一些人对钱先生和季先生的观点深恶痛绝且大加挞伐，但我认为两位先生的观点代表着老一辈国学家的深刻洞见，值得深入阐发。
人类不能继续奉西方主客二分、征服自然的观念为圭臬，确实应该“彻底改弦更张”
，否则只会在全球性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
正因为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所以它在对万物进行区分的同时，不忘各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从来不把任何东西从其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孤立起来。
这在思维方法上也有典型的体现：中国思想家重视综合，而相对轻视分析。
与现代科学和哲学比较起来，则中国古代思想的综合性有余而分析性不足。
现代科学的分析方法是这样的：（1）认识一个事物就是认识它的构成成分（部分），直至认识到无法辨认其更小的构成部分，如如今对生物机体的认识已达到分子水平；（2）在表述上诉诸抽象的数学，如物理学用高深的数学语言表述各种定律，经济学也尽力模仿物理学；（3）科学研究往往设定其研究对象是不变的；（4）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总是设定自己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即科学家是主体，而被研究的东西是客体，主体与客体之间没有也不能有情感关系。
中国古代哲人在根本上拒斥这种分析方法，他们不认为一个事物的本质就是由其部分决定的，而认为事物都是处于各种复杂关系中的过程；他们认为事物总处于变化、生长之中，且不认为人与非人事物毫无亲缘。
正因为中国古代思想分析性不足，故难以发展出现代科技（源自欧洲）。
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中国思想落后的象征。
但我们若仔细分析现代科技的得失，就不会认为这只是一个缺点而毫无积极意义。
分析性的科技确实使人类的军事力量和物质生产力倍增，但它也导致了空前的危机和危险。
显然，没有现代科技就没有现代工业；没有现代工业就没有如今人类正面临的全球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没有现代科技，也不会有核武器、生化武器；等等。
战争武器杀伤力和物质生产力的迅速提高是绝对的优点吗？这种提高对全人类都有益吗？全人类都需要武器杀伤力和物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吗？这种提高对哪些人有益而对哪些人无益？这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季羡林先生说得没错，“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
可以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
之穷。
中国哲学讲求知行合一，这与当代学院派哲学形成鲜明对照。
在现代工业文明中，学院派哲学的地位已十分卑微。
真正能影响现实的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
现代学术体制还给哲学留了一点点空间，让某些大学设置哲学系或哲学学院。
但哲学早已不再是阿多所说的哲人的生活方式，而成了形形色色的哲学教授们的纯粹说辞。
他们研究、讲授的是一套，实际践行的是另一套，他们有意识地在自己研究的哲学和自己的人生哲学之间做出区分、拉开距离。
一部分研究纯粹哲学的教授一味皓首穷经、寻章摘句，且扬扬得意地宣称，哲学就是文本研究，以为不关心社会和现实生活恰是保持哲学之纯粹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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