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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支持的世界观、人生观渗透于现代制度，弥漫于现代媒体，积淀于大众意识。
现代制度和现代媒体直接激励人们不遗余力地从事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永不知足地发财致富，于是人们沉溺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
而不能自拔。
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是现代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
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层根源则是现代科学所支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些新科学开始纠正现代科学的某些错误。
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典型现象是，现代科技指导着人们在每一个工厂进行着准确的操作，高效地生产出大量产品，科技指导着每一个消费者进行科学的消费，经济学和管理科学也指导着每一个企业尽可能合理地配置各种资源，尽可能保持高效率，争取高效益，但整个社会（一个国家）乃至全球人的生产和消费却空前地污染了环境，损害了地球生物圈的健康，导致了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这是现代科学思维所导致的悖谬：在每个专门领域，人们的知识很精专，操作很准确，企业效率高，但全社会乃至全球人的准确操作、全球企业生产和全人类消费的总体效应是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
生态学试图帮助人们摆脱这种悖谬。
“生态学”
（ecology）一词由德国学者海克尔（E.H.Haeckel）于1866年提出，按照他的界定，生态学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20世纪30—40年代是生态学基础理论发展的奠基时期，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系统”
概念的提出；二是营养动力学的产生和研究方法的定量化。
1940年林德曼（R.L.Lindeman）指出，“生态学是物理学和生物学遗留下来的并在社会科学中开始成长的中间地带。”
著名生态学家尤根·欧德姆（E.P.Odum）在其1997年出版的《生态学：科学与社会之间的桥梁》一书中说，生态学已趋于成熟而堪称关于整个环境的基本科学（thebasiceofthetotale）。
生态学是一门整合的科学（aivesce），它具有沟通科学与社会的巨大潜力。
[4]英国学者斯诺（ow）于1959年出版的《两种文化》一书曾产生很大影响。
斯诺指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术界是两种文化，但这两种文化彼此隔绝，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之间无法深度交流。
这对文明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斯诺在1963年出版的《两种文化》第二版中说：希望能出现“第三种文化”
，以弥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
欧德姆说：“生态学可成为‘第三种文化’的候选者，它不仅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且更加宽泛地沟通科学与社会。”
[5]
美国著名环境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Worster）说：“生态学突然在20世纪60年代登上了国际舞台。
在此之前，各个领域的科学家都已习惯于作为社会的施舍者出现。
人们期望他们能够为国家指出怎样才能增加实力，为广大公民指出怎样才能增加财富。
但是现在科学家们却要在一个更为紧张、更为忧心忡忡的时代里充当一种新角色，因为他们似乎掌握着生与死的奥秘。
尤其是创造出历史上最为恐怖的武器——原子弹——的物理学家们，已经被一种氛围包围着，那氛围就如同古老的萨满教僧操纵着邪恶神灵时的氛围一样。
而生态学家则是以脆弱生命的保护者面目出现的。
‘生态学时代’一词出自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的庆祝活动，它表达了一种坚决的希望——生态学科将只是提供保证地球持续生存的行动计划。”
[6]
生态学不是像物理学那样的有统一范式的科学，即生态学家们的基本观点也不一致，但这正是科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之一——科学多元化。
物理学家在实验室中研究一个特定问题时较容易达成一致，因为他们研究的问题已是高度简化的问题，已不是自然事物本身。
自然事物本身总是处于复杂的关系之中的，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是不同层级的系统中的事物。
生态学力倡一种新的科学思维方法：整体论的系统方法。
这是真正综合与分析兼顾的思维方法。
正是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克服现代科学的悖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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