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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怀多福。
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皆可见其人立身处事，处处敬慎之状。
周公之性质，殆最似文王，其戒成王、康叔、召公及殷之士民，无在不含有戒慎恐惧之意。
合观《诗》、《书》诸文，其原因盖有三端：
康叔，周武王少弟姬叔。
因封地在康，故称。
周公辅成王平定三监之乱后，改封康叔为卫君，建立卫国，故又称卫康叔。
一则唐、虞以来相传之道德，皆以敬慎为主。
如《皋陶谟》称“慎厥身修，兢兢业业”
，《商颂》称“温恭朝夕，圣敬日跻”
之类，皆从收敛抑制立论。
似吾国国民性，自来以此为尚，与西人之崇尚自由发展者正相反对。
文王、周公受累世之教育，秉国民之同性，故其言行若此。
一则历史事迹多可鉴戒，陈古刺今，时时危悚。
如《召诰》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之类，皆以前人之不德，为后人之鉴戒。
故文王、周公之敬慎，即夏殷末造之君臣放恣纵肆之反感也。
一则自古以来寅畏天命，常以戒慎恐惧为事天引年之法。
如《商颂》称“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围”
，“天命降监，下民有严”
之类，是商人之心理也。
文王、周公承受此说，益以天命不常为惧。
故昭事上帝必矢之以小心。
后世儒家、道家、墨家畏天、法天、事天之说，皆本于此。
周之《书》、《诗》言天、言上帝者，指不胜屈，其渊源甚远，并非后世儒者假称天命以恐吓帝王，盖自古相承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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