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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汶口墓地以随葬日用陶器为主的作风相异，地处江淮地区的凌家滩墓地则以随葬富于特色的大宗玉器为主，但二者都随葬有为数不少的生产工具。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随葬制度中有以量取胜的倾向；各文化类型中随葬品的种类较为繁杂，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与后世礼器相关的遗物数量较少且零散出现，尚未形成稳定的组合。
在中原仰韶文化前期的墓葬中已偶见用木板拼成的葬具的痕迹，如宝鸡北首岭和西安半坡所见。
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墓葬中出现了长方框形、盒形或井字形的木质葬具，或可称其为“原始木棺”
或“原始木椁”
，如泰安大汶口和诸城呈子所见。
这类葬具均见于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较多的墓中，但这一时期尚未出现具有双重结构的棺椁葬具。
进入龙山时代早期，在葬制的发展上走在前列的仍属大汶口文化（晚期）以及与其大体同时的良渚文化。
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最大的墓葬的面积已达14平方米，有木质朱绘葬具（大汶口M10）；在棺或椁外的二层台上随葬珍品的厚葬之风日益盛行，墓中出有制作精美的玉器、骨牙雕筒、鳄鱼皮鼓（鼍鼓）、白陶器及大量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其中包括若干非实用器，有些已属礼器的范畴。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占总墓数绝大部分的小型墓全无葬具，随葬品极少甚至空无一物。
棺椁齐备的墓葬也始见于此期的大中型墓，如邹县野店。
可见初具形态的棺椁与贫富分化和等级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一出现便成为等级的标志物（高炜1989）。
同时，这一时期已出现了不同等级的墓葬相对集中、有规律排列的现象。
章丘焦家大汶口文化两椁一棺墓
章丘焦家大汶口文化墓葬及随葬品
良渚文化已发现的大型墓葬都建在人工堆筑的高土台上。
这些高台墓地相对独立，一般不与小墓混在，高台本身也是祭坛，兼具祭祀和埋葬权贵的双重功能（杜金鹏1997）。
大墓墓圹的面积在5～9平方米不等，有木棺类葬具，有的还带有朱绘痕迹。
木棺多以独木刳成，富于地方特色。
墓中都有丰富的随葬品，而以琮、璧、钺或璜、冠状饰等礼玉及各种佩玉为主，一般在百件以上。
同时还发现有大量葬于平地墓地的小墓，其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或有石钺及小件饰品等，有的全无遗物（陆建方1996）。
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贵族墓地系人工营建，注重祭祀功能，随葬品以玉器为主，墓葬间的差别主要显现于随葬玉器的种类与数量上，而墓葬规模和葬具似乎并非葬制上等级划分的重要指标。
这些特征，都与前述三代的埋葬制度有较大的差别。
至龙山时代后期，墓葬上显现的等级分化进一步加剧，以海岱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的葬制发展最引人注目。
海岱龙山文化已发现的数百座墓葬的绝大多数为中小型墓，大型墓则仅在临朐西朱封和泗水尹家城两遗址发现了数座。
这类墓葬的面积达10～30平方米。
葬具为一椁一棺或重椁一棺，有的还使用彩绘边箱和脚箱，表明木椁墓的形制至此已臻成熟。
这类墓葬一般有丰富的随葬品，包括以白陶鬶和蛋壳黑陶高柄杯为中心的成套精美的陶器和各类玉器，并有猪下颌骨等。
个别规模较大的墓还发现有鳄鱼骨板，一般认为属鼍鼓的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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