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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错落分布着20余处大中型聚落，应是各小区域的中心聚落。
这些中心聚落中又有6处围以夯土墙或壕沟。
每个聚落群都由一、二级中心聚落（面积在10万～20万平方米以上）和若干小型聚落（面积在数千至数万平方米）组成。
所有中心聚落都位于河流附近，它们之间的距离在25～63公里，平均距离40公里，平均控制区域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
聚落群之间往往有遗址分布稀疏的地带，表明这些共存的政治实体似乎有一定的疆域限制。
大致等距分布的中心聚落和防御性设施的存在，显示这些政治实体具有分散性和竞争性（刘莉2007）。
新石器时代洛阳盆地中东部的聚落态势
嵩山西北的洛阳盆地及周边区域的聚落状况，也由于21世纪以来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而不断明晰起来。
研究者将盆地中东部区域系统调查发现的95处龙山文化遗址分为三群，即邙山聚落群、嵩山聚落群以及夹河平原聚落群。
各群分别包括19处、61处和15处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最大的遗址面积达60余万平方米，而1万～20万平方米的中小型遗址占半数以上。
各聚落群之间在大中小型聚落比例、聚落结构和分化态势等方面都有较明显的差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2005，张海2007）。
位于嵩山北麓、伊洛河下游支流的坞罗河和干沟河流域，也显现出与洛阳盆地中“嵩山聚落群”
相近的聚落结构。
坞罗河流域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2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引人注目（陈星灿等2003）。
总体上看，龙山时代晚期阶段以各小流域为单元的聚落群广泛分布于中原各地，它们多为一个中心聚落所控制，内部等级分化明显，从而形成了一种“邦国林立”
的局面。
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表明，这些聚落群分别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而大量的杀殉现象、武器的增多和一系列城址的发现（详后）又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冲突频繁地发生。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区域间的交流和融合也不断得以加强，并最终促成了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
在林林总总的中原大小聚落群中，最令人瞩目的要算是迄今已发现的十几座城址了。
这类围以夯土城墙的聚落，其军事防御色彩无可置疑，即它的主要功能是防人，充分显现了地区局势的紧张。
功能问题较为复杂，“如果遗址面积也是衡量居住其中的集体实力的一个指标的话，各城址的情况也不一致”
，因此“将这些城址一概而论是危险的”
（赵辉等2002）。
这些城址究竟是群团内部“阶级斗争”
，还是大敌当前一致对外的产物？如系后者，所谓外敌，究竟是中原集团内部邻人聚落、聚落群或更大的集团，还是中原文化区以外的另一系统的大集团？围绕这类问题，有多种假说。
其中之一可以概括为大集团间或文化间冲突说。
该说针对龙山时代晚期中原城址大体由北向南蜿蜒分布于中原地区东缘，主要存在时间集中在公元前2100——前2000年前后，城址的出土遗物中较集中地出现了海岱龙山文化和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因素的现象，认为出于抵御来自其他集团尤其是东夷集团侵袭的考虑，正在崛起的华夏集团的东部一带一定区域内的中心聚落或重要聚落筑城自卫，或许就是上述城址大体同时出现的具体背景，应与夏代早期的夷夏交争相关联（魏兴涛2010）。
但问题仍较复杂。
首先，“共时性”
的确认就很困难。
由于考古学上的一期可逾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同属一期的遗存并不一定具有“共时性”
。
这些使用期短暂的城址，究竟是否同时存在过，颇难敲定。
随着年代学的长足进展，仰韶——龙山时代遗存的碳素测定年代有趋晚趋短的倾向，既往的推定与最新的数据可以相差2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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