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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因素的限制，使得各城址的标本采取和测定难以统一实施，从而无法放到同一平台上来比较。
登封王城岗遗址发掘主持人方燕明研究员，就排定其中4座城址使用时期的相对顺序（方燕明2009）如下：
王城岗小城（2165BC——2077.5BC，两个数据取中间值，下同）
→王城岗大城（2102.5BC——1860BC）
→瓦店（2105BC——1755BC）
→古城寨（2017.5BC——1997BC）
→新砦（1870BC——1720BC）
至于郾城郝家台城址，则较王城岗还要早些，殆无异议。
另外，尽管遍布中原各地的聚落群在日用陶器等方面有若干共性，但同时又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整个中原地区并没有发现超大规模的、具有跨区域影响力的中心聚落，没有显著的区域整合的迹象。
由是，也就难以想象整个中原集团在其东部“边境”
一带会组织起统一有效的防御系统。
已有学者指出没有发现城邑的洛阳盆地，其社会分化程度也不似嵩山东南的颍河中上游高。
后者的聚落群在龙山文化晚期时规模急剧扩大，而其他地区则基本保持稳定。
从仰韶时代到二里头时代，“中原腹地区域聚落群的发展重心逐步由洛河中游地区、颍河中上游地区等中原的‘边缘’区域转移到作为中原腹地中心的洛阳盆地”
（张海2007）。
的确，二里头都邑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发性，缺乏源自当地的聚落发展的基础，应当不是洛阳盆地龙山文化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见本书《“连续”
中的“断裂”
——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
也就是说，如果把城址集中出现的中原东部地区看作一个大集团的“前线”
，那么其后方的中原腹地的中心区域迄今并没有发现一个足以统御全境并必须拼死保卫的中心。
上述城址的忽兴忽废，一般被解读为当时各聚落群背后的集团之间军事冲突的存在。
城址的存在时间都很短，与山东、长江中下游史前城址多长期沿用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
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反映了各集团之间矛盾的激化和战争的频繁，表明这一时期社会处于急剧的动**状态。
赵辉教授的解读是，“危险首先出现在规模和城址相当乃至更大，且内部结构大致相同、却无城垣建筑的附近村落之间的可能性甚大，而未必从一开始就来自距离更远的集团。
只是随着在一系列冲突中某个聚落，譬如平粮台或古城寨最终取得了在整个聚落群中的支配地位后，越来越多的紧张关系才逐渐转移到更大的群体之间来了。
这似乎是目前资料所见有关中原早期国家形成的方式。”
（赵辉等2002）
四、王城岗·瓦店·古城寨
嵩山东、南麓集中出现的城邑，以颍河中上游的王城岗、瓦店和双洎河流域的古城寨最具代表性。
一叶知秋，我们不妨来剖析一下这三座城邑。
位于颍河上游的登封王城岗遗址，最先发现的城垣建筑是遗址东北边缘的两座小型城堡。
两座小城东西并列，西城保存较好，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东城大部分被河流冲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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