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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城内东、西两组建筑群的格局开始形成。
三期晚段：3号基址北院的大型池状遗迹被夯实填平，依托宫城东墙建起了2号基址。
12号基址可能与其大体同时。
四期早段：无大规模建筑活动。
各建筑工程持续使用。
四期晚段：4号基址东庑至少在偏晚阶段废毁。
宫城城墙，1号基址、4号基址主殿、2号基址应沿用至本期段结束。
在偏晚阶段，6号基址依托宫城东墙兴建，其西同时建有11号基址；围垣作坊区增筑北墙3号墙，10号基址依托围垣作坊区北墙的5号墙兴建。
这些新建筑与原有旧建筑均在该期段结束前废毁。
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二里头文化第二、三期之交至三期早段，二里头都邑发生了较大的结构布局上的变化，也即，由宫城的从无到有（第二期可能有栅栏类圈围设施，不易发现），宫殿区东路建筑从多进院落的3号、5号基址，经一段空白期后，到新建了单体又成组、具有中轴线规划的2号、4号基址；西路建筑则平地起建了1号宫殿，其与宫城南门门塾（7号基址）形成又一组中轴线。
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二里头5号基址（左）
二里头宫城南墙和7号基址（右）
从大型宫室建筑的结构上看，二里头文化二期时由多重院落组成的3号、5号基址废毁后，宫殿区东部区域有一个前后约数十年的空置期。
新建的2号、4号基址另起炉灶，采用单体“四合院”
建筑纵向排列，压在被夯填起来的3号基址的原址上。
其中2号基址的主殿和部分院落，是在填平夯实3号基址内的大型池状遗迹的基础上建成的。
虽然两个时期的建筑还基本上保持着统一的建筑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但建筑格局大变，显现出“连续”
中的“断裂”
。
值得注意的是，单体“四合院”
建筑应与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同类建筑一脉相承，而迥异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多重院落式布局。
再看作为“动产”
的礼器方面，则是在最早的空腔铜礼器——铃加松石镶嵌器（从龙形器到嵌绿松石铜牌饰）的组合之外，变陶爵为铜爵，开启了以青铜酒礼器为核心的时代。
第二期遗存中除了刀、锥等小件铜器外，还发现有属于复合范铸件的响器铜铃，但尚不见青铜礼容器。
其中一件铜铃与绿松石龙形器共存于宫殿区内的贵族墓（2002ⅤM3）中。
据分析，此墓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74座墓葬中3座甲类墓之一（李志鹏2008）。
墓内出土随葬品丰富，除铜铃和绿松石龙形器外，还有玉器、绿松石饰品、白陶器、漆器、陶器和海贝项链等，总计37件（组）。
要指出的是，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件因具有明确的层位关系和器物组合而可以确认属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铜铃。
另外2座出有铜铃的所谓第二期墓葬（82ⅨM4和81ⅤM4），其中一座被盗扰，没有可资断代的陶器出土；另一座墓中铜铃与嵌绿松石铜牌饰共出，但报道极其简略，语焉不详，未发表唯一一件共出陶器——陶盉的图像资料。
学者从多个角度分析，推测其或属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叶万松等2001，李志鹏2008）。
如是，则原来认为的最早出现于第二期的嵌绿松石铜牌饰也应属二里头文化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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