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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02ⅤM3所出铜铃是迄今可确认的二里头文化早期（二期）唯一一件礼仪性铜器，也是二里头文化最早的礼仪性铜器（许宏2016B）。
二里头贵族墓中出土的绿松石饰（左）、海贝（右）
二里头铜铃与绿松石镶嵌器的分期组合关系
铜铃铃体中空，桥形钮，单扉，器表有凸棱装饰。
胎体厚实，铸造精良，应系以陶质复合范技术铸造而成，铸造品质较陶寺红铜铃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因铜铃仅见于高等级墓葬，可知此期的铜器已作为社会身份地位象征物来生产和使用。
到目前为止，在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的青铜礼容器计17件，这些器物集中发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即第三、四期。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爵，计13件，另有斝2件，鼎、封顶盉各1件。
这些青铜礼容器主要出土于墓葬。
在已发掘的400余座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中，已发表的出土铜器的墓葬仅有20余座，其中随葬青铜礼容器的墓葬则更少，构成了二里头文化墓葬中的第一等级，表明青铜容器在二里头文化晚期成为最重要的礼器。
近年来，重新审视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的分期问题，有不少新的认识，尤其是围绕二里头文化晚期重要遗存的期段归属。
在此，我们略作梳理。
按目前的认识，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铜礼器墓可确认的只有2座，其中随葬铜铃一件的1座（62ⅤM22，原报告定为二期，应属三期早段），随葬铜爵一种两件的1座（80ⅢM2，原简报定为三期，应属三期晚段）。
另有两座墓各随葬铜爵1件，被发掘者推定为三期，但因被扰，无陶容器出土或未发表图像资料，无从确证（许宏等2010）。
其他原定属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墓葬，应属第四期（详后）。
如上所述，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铜铃与绿松石龙形器同出，开创了铜铃加松石镶嵌器组合的随葬模式。
我们注意到，在现知随葬铜铃的全部6座墓中，除了被扰和偏小的2座外，其余的4座墓都是铜铃与松石镶嵌器（嵌绿松石动物纹铜牌饰，或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共出。
偏早的绿松石龙形器与铜铃、偏晚的铜牌饰与铜铃的组合关系相对固定；绿松石龙形器和铜牌饰在墓葬中的位置相近，都置于墓主人的上半身。
种种现象表明，绿松石龙形器和铜牌饰应大致属同类器，后者应为前者的简化或抽象表现（许宏2009）。
铜铃与动物母题松石镶嵌器应是二里头文化贵族墓随葬品中一个较固定的组合，以这一组合随葬的墓主人或许有特定的身份（许宏2016B）。
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与青铜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肇始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随葬品组合，经二里头都邑两次大的礼制变革，一直延续了下来。
最早的青铜礼容器——作为温酒和饮酒器具的爵出现于第三期，成为日后青铜酒礼器群的核心。
在此后的商至西周时代，能否拥有铜爵以及拥有数量的多寡，是区分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尺度（杨锡璋等1985）。
而这一传统要上溯到二里头文化早期，前述出土铜铃和绿松石龙形器的3号墓就随葬有陶爵、陶盉、漆觚等酒器。
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爵又最早被作为青铜礼器，可见其在礼器群中地位之重要。
“由于当时处在我国青铜文明的早期阶段，青铜礼器的使用尚不普遍。
因此，礼器（主要指容器类）的组合，往往是青铜器与陶器、漆器相配伍，青铜器单独配置成套的情形并不多见。
铜礼器与其他质料礼器搭配成组，主要是铜爵（或加铜斝）与陶盉、漆觚的组合，铜爵与陶爵、陶盉组合也常见。
青铜器与漆器、陶器共同组成礼器群，构成二里头文化礼器制度的重要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
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龙山时代的礼制，尚属于“形成中的或初级阶段的礼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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