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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域文化的礼制内涵与形态各异，在这些“前铜礼器”
群中，似乎还未发现以酒器组合为核心的礼制系统（高炜1989）。
即便有酒礼器，也大多依附于食器而存在。
只有二里头文化，才确立了“以重酒组合为核心的礼器组合”
。
“这是一个跨时代的变化，从此开启了夏商、西周早期礼器制度一以贯之的以酒礼器为核心的礼器制度。”
（李志鹏2008）而以青铜酒礼器为核心的礼器组合的最终形成，是始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
二
就二里头都邑高等级遗存而言，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之交（自三期晚段至四期早段）似乎是一个守成的时段，乏善可陈。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早、晚段之间，可能是发生在二里头都邑的第二次大的礼制变革。
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分野，或可提前到这个时段。
二里头文化末期，具有更大的“启下”
的地位。
近年来，学术界就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文化内涵及其反映的历史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但关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与二里岗文化早期早段（即“二里岗下层一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在年代上的相互关系，以及相关遗存单位的文化归属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无法对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之交的遗存做明确的辨析。
我们倾向于二者在年代上有共存关系，至少部分时段重合（许宏等200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4）。
而二里头文化末期（四期晚段）已进入二里岗时代，应属于二里岗文化的范畴，这一阶段或可称为二里头——二里岗文化过渡期。
这是二里岗文化因素肇始于二里头和郑州商城，以及郑州商城开始崛起的时期。
能够确认属此段的青铜器较少，且主要见于二里头遗址。
如前所述，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在二里头文化末期几十年时间里，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不动产”
——高等级遗迹发生了一些较为显著的聚落形态上的变化，即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的若干大型建筑工程如宫城及7号基址（宫城南门塾？）、1号、2号、4号、8号、9号等大中型建筑基址和围垣作坊区北墙3号墙的局部受损，和6号、10号、11号等建筑基址和围垣作坊区北墙3号墙的兴建。
我们注意到，位于宫城东路建筑群北端的6号基址依托宫城东墙而建、南邻2号基址，其宽度仍与早已存在的东路建筑群（2号、4号基址）一致，暗喻6号基址属于东路建筑群的续建，该基址群西侧道路仍在使用；10号基址依托围垣作坊区的北墙5号墙（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而建，虽压占于宫城南路之上，但并未完全阻断道路；新开掘于此期的两口水井，仍南北对应、颇有章法地建于1号基址西墙外，而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则一直延续使用。
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建筑工程虽可能遭到了局部破坏，但仍存留于地表，甚至继续使用。
此期的二里头聚落仍集中着大量的人口，存在着贵族群体和服务于贵族的手工业（许宏等2004）。
这些新旧建筑工程应是到了二里头文化的最末阶段才被一并废毁的。
但这些变化与铜礼器生产和使用在时间上的对应关系，因无明确的考古层位关系资料支撑，尚无法究明其细节。
按目前的分期认识，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的青铜礼容器墓有7座（75ⅥKM3，84ⅥM6、M9、M11，87ⅥM57，75ⅦKM7，87ⅤM1，原报告分别定为三期和四期）。
可知只是到了此期，青铜爵之外的其他礼容器如酒器斝、封顶盉、觚（？）、食器鼎，礼兵器戈、长身战斧、钺，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在内的东亚大陆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才开始在二里头都邑出现，此期的墓葬才开始有铜爵、铜斝、铜鼎、铜觚（？）的随葬品组合。
其中75ⅤKM3、84ⅥM6、M9三座墓葬曾被定为四期早段，根据《二里头（1999——2006）》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4）的分期方案，调整为四期晚段（许宏等2010，赵海涛2016）。
这与此前的二里头文化第三期至四期早段墓葬中仅见青铜铃、嵌绿松石铜牌饰和铜爵等的简单礼器组合形成鲜明的对比。
总体上看，墓葬所见青铜容器和玉器等礼器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二里头文化第三期至四期早段。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出土的铜鼎和圜底铜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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