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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再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中，夏鼐又论及：
到了历史时期，我们已知道是殷人的遗存，便称它为“殷商文化”
好了。
依照考古学文化的含义，殷商文化不能绝对限于殷代，所以我不用“殷代文化”
。
我们知道殷商文化有不同发展阶段的各时期，我们可以保留“小屯”
作为殷商文化中一时期的名称。
依据这样的表述，以族属命名的“夏文化”
和“先商文化”
“先周文化”
等，都不是“考古学上含有特定意义的‘文化’”
，“除非考据得确实无疑，否则最好仍以小地名命名而另行指出这文化可能属于某一族”
。
半个世纪后重新展读这些论述，不能不为其清晰的思维和谨严的逻辑所折服。
但这样的原则，贯彻起来又有相当的难度。
如对某地“殷商文化”
或“商文化”
的确认，只能以考古学所见商王朝都城的主体文化面貌为准来判别，在具体操作上则是遗存的“相似度”
。
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这种“相似度”
仅限于物质层面，二是“相似度”
是由研究者来把握的。
“考据”
到怎样“确实无疑”
的程度，就可以以族名来取代以小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与考古学上的小屯文化十分相似的就肯定是商族的文化遗存，而有一定地方特色的就肯定不是商族的文化遗存？在后者中，譬如山东地区，如何区分“商化”
了的夷人文化和“夷化”
了的商族文化？这些问题都相当复杂，有些则是考古学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乐观地认为可以联系，会导致研究讨论上的混乱，既往的学术史已经印证了这一问题。
夏鼐本人就曾有意无意地使用或认可了以族名命名的“文化”
。
如他在综述1949——1959年十年间的考古新发现（夏鼐1959B）时述及：
1956年在洛达庙又发掘到殷代文化遗存，它的陶器具有一些特点，时代可能比二里岗早期的还要早一些。
从前在新石器龙山文化和以安阳为代表的晚期殷商文化（约公元前1300——前1027年）二者之间是留有一大段空缺，郑州的发现使这缺口逐渐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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