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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文献记载要先作考据和辨伪的工作。
尤其是关于夏朝的传说，我们没有当时传下来的文字记载，利用传说更要谨慎。
这些论断都是颇为妥当，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其中关于“夏朝是属于传说中的一个比商朝为早的朝代”
的提法，“在考古学的范畴内，我们还没有发现有确切证据把这里的遗迹遗物和传说中的夏朝、夏民族或夏文化连接起来”
的严谨认识，都难能可贵，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要之，夏鼐在夏商文化问题上一定程度的态度摇摆，显现了他作为学界大家所具有的冷静头脑和真知灼见，与置身整个20世纪后半叶总体研究取向之中的矛盾。
历史地看，尽管有层出不穷的重要考古发现，尽管耗费了学者们的诸多心力，但剥开夏商文化问题热闹非凡的表层外壳，它的“基岩”
部分，也即夏鼐1962年及其后对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关系的确切表述，却没有被撼动或突破。
考古学层面的基本概念仍是“二里岗期商文化”
“二里头文化”
“下七垣文化”
等，超出考古学层面的“夏文化”
“先商文化”
或“先周文化”
等概念，都已进入了假说的领域，无法在没有当时文字出土的情况下被验证落实。
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任何学科都有其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能够被充分地“自觉”
到，才是该学科发展的有力表征。
史前至原史时代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研究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族属、朝代及历史事件的把握（见本书《商文明：中国“原史”
与“历史”
时代的分界点》）。
当一个议题多年来聚讼纷纭、久议不决时，就要考虑该命题的合理性、可行性或方法论上是否存在问题。
深化对这类命题性质的认识，进而达致新的理念和方法论上的共识，应当是今后考古工作者的一个努力方向。
以聚落考古为切入点的精细的社会研究，多学科合作所展示的考古学的无穷潜力和广阔天地，都呼唤着早期王朝时代的研究，应当先回归考古学，应当扬长避短而不是相反。
唯其如此，考古学才能最终有禆于广义历史进程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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