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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级的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着重点都在中原地区。
相应地，这里考古学文化的测年工作做得也最系统、更精确。
目前，经系列测年给出的二里头文化最新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1750——前1520年。
圈内人都知道相比20年前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数据，越测越晚、越测越短，是人们对二里头文化及相关考古学文化最新年代数据的共同感受，这是测年技术水平提高，缩小“包围圈”
，排除了更早可能性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原地区的测年数据在更新，而周边地区的测年数据仍然选用既往测定的单个数据的话，那就有爷爷辈和孙儿辈颠倒的可能。
据上述，出土带有二里头文化二期风格陶盉的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就不能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
这是容易理解的，我们说相对年代具有一定的绝对性，在这个问题的分析中即可显见。
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绝对年代，最新测定在公元前1680——前1610年之间。
地处西南的三星堆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山水阻隔，且相似的文化因素最大可能是通过其他人群“接力”
式地传播过去的，而非短时间的直接长途输入，所以，学者认为这类传播应有个时间差。
四川当地的学者即推测，出现二里头文化因素的三星堆文化的出现时间，大致约当二里头文化晚期甚至末期，也即公元前1600——前1500年之间。
盉、觚等陶器以外，三星堆文化中还出土有玉石牙璋和铜牌饰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器物，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器物的年代甚至可晚到随后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500——前1300年，一般认为属商代前期）。
这就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时空差”
。
二里头遗址出土陶盉（左上、左下）
三星堆遗址出土陶盉（右上、右下）
但面对这样的最新测年数据和研究成果，有学者在同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大致同时或稍晚的前提下，仍说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可以早到公元前2000年，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人类对其出生地和生活地都有情结，是可以理解的，文化本位主义的想法具有普遍性，每个国家在绘制出版地图时，都会下意识地把本国放在居中的位置，就是一个例子。
上文提到考古学家各自以所在区域的地名命名考古学文化，对于本区域文化遗存的年代，也有尽可能上推其出现时间、夸大其存在意义的倾向。
与此相关的是，如前所述，三星堆遗址上曾经存在的三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经历了起伏兴衰的过程，但在有些学者的口中，三星堆文化的概念被淡化，代之而起的是强调三星堆遗址一至四期的文化遗存都很丰富，文化上是传承延续的，时间跨度超过两千年，甚至“是中国唯一延续了两千年的先秦古都城遗址”
，“即使放眼世界范围来看，也可能都是很罕见的”
。
这就有点“放卫星”
的感觉了。
这样的情感投入，是我们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应该自警自惕的。
建构认同与求真逐理，一直是致力于学术上寻根问祖的本土学者和文化人需要严肃思考和对待的问题。
器物坑与青铜时代
上面我们说到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和早期遗存，而据现有材料看，那时的三星堆文化除了具有外来因素的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铜牌饰，青铜器物乏善可陈。
所以我们说那时的二里头文化已率先进入青铜时代，但三星堆文化早期吸收的只是些皮毛，二里头文化高精尖的青铜冶铸技术还没有被引进，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文化早期还没有进入青铜时代，也即，青铜用品在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中还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三星堆文化的几个器物坑出现之前，成都平原还处于新石器时代，这是我们学界没有交代清楚而公众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
具体说来，公众往往把三星堆文化的起始年代和三星堆文化晚期才突然出现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混为一谈。
即便是著名大报，在日前报道三星堆器物坑的最新发现时，还在说“这些祭祀坑的年代，被确定为公元前4000年至3200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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