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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与其后的“三星堆文化”
容易混淆，所以一般很少有学者认同响应。
但毕竟已一物二名，所以在行文中要么是“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
，要么是“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文化）”
，正如我们现在在三星堆遗址博物馆的陈列中看到的那样。
这种同一个考古学文化被不同地域、不同研究机构的学者各自起名的情况，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所在多有，在学界内部已颇易引起混乱，初学者和公众听起来更是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
这是我们考古圈应当反思的。
然后我们再看看三星堆遗址上这几个考古学文化的年代。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有两个概念要搞清楚，一个是相对年代，一个是绝对年代。
绝对年代指的是通过碳——14、热释光、光释光等科技手段测定的年代数据；相对年代指的是考古学家根据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等手段排定的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序列。
现有的测年手段还达不到精确到某年的水平，也会因各种因素而出现误差，所以给出的绝对年代还只是一个相对确切的时间段，所以说绝对年代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与此同时，相对年代由于建立在经年试错的基础上，考古学家摸索到了文化遗存内在的演化序列，因此又具有一定的绝对性。
说到三星堆文化的相对年代，早于它的有宝墩文化，而宝墩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而晚于它的十二桥文化，约当西周至春秋时期。
这样，三星堆文化的大致时间范围就被卡定在不早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不晚于西周时期这个时段内。
由于早年学术界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下限在距今4000年前后，所以既往的说法是，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大致在距今4000～3000年之间。
“外来品”
敲定年代上限
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学家在努力做进一步的年代细化工作。
他们首先在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陶器，这种器物被称为“盉”
，属于酒器。
它有三个空腔的袋状足，支撑着细瘦的腰身，上部封口，原应有盖，最大的特征是有一个管状的流口便于倒酒。
不同地域的人都因地制宜地使用着不同的器物，因而器物本身就显现出不同于他地其他人群的文化DNA。
在三星堆文化众多当地土著因素的器物中，细高的陶盉这类器物就显得鹤立鸡群。
熟悉先秦考古的朋友一眼就会认出，这类陶盉的祖型一定是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陶盉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
那么，为什么不会是相反，也就是三星堆文化的陶盉是“源”
而二里头文化是“流”
呢？这是由于考古学家在中原地区已经掌握了这类器物从新石器时代到二里头时代发生演变的清晰脉络，也即“出身”
清楚，证明它是源自中原及其左近地区的，而在成都平原，这类器物是突然出现的“外来户”
，找不到源头。
由是，我们可以说，陶盉、陶觚、陶豆、陶壶等二里头文化及其他文化因素的渗入，不同文化因素的结合，导致本土的宝墩文化开始变容，最终形成了更具多元色彩的三星堆文化。
那么，从年代探索的角度看，二里头文化的陶盉可以成为破解扑朔迷离的三星堆文化年代的一把钥匙。
在二里头文化中，这类高体、管状流、瘦三足的盉，见于该文化的早期，确切地说是二里头文化第二期。
而众所周知，作为中国古代文明腹心地区的中原是中国田野考古工作开展得最为充分的一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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