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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二里岗上层”
文化期的划分。
此后即为考古学界所扬弃。
在研讨与切磋中，开始有学者从学理的层面反思相关问题。
如宋治民即指出，“三星堆文化是以发现早、内涵丰富为依据提出的，将三星堆遗址和与其文化内涵相同的遗址命名为三星堆文化本无不可。
但现在的问题是，三星堆遗址从一期到四期是否使用同一个文化命名。
根据发掘报告和有关资料，三星堆一期和二期是‘判然有别’……一般认为以（三星堆二期）这一群器物为特征的才属三星堆遗址的代表性器物。
显然三星堆一期和二期及二期以后各期的陶器是各有特征的两群，如果以三星堆文化命名第二期及其以后的各期文化，又不能包括第一期文化。
……笼统地用三星堆文化命名来概括这四期，似不够科学。
……当然如果用三星堆文化命名其二、三、四期也是可以的，但必须清楚的（地）加以说明其不包括第一期。”
（宋治民1993）
对三星堆遗址分期问题做系统阐发分析的，是北京大学孙华教授。
他指出，“《广汉三星堆遗址》报告将1980——1981年三星堆Ⅲ区的地层合并为具有分期意义的三组文化层，对于这三组文化层之间的关系，报告将它们当作了同一层次，并列处理为三期。
然而……（属于第一、二期的地层）它们的差别正如报告所说，是十分巨大的。
……不仅应当有年代上的缺环，还应当有文化内涵的不同。”
而同一期各文化层之间的差异程度远远小于各期之间的差异程度，“就只宜以‘期’下的‘段’来加以表述，不宜用并列的‘期’来进行划分。”
（孙华1993）
他在细致的地层学与类型学作业的基础上，“将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细分为三段，第三期细分为二段，这些期段加上第一期的不再能细分的一段，三星堆遗址可以大致划分为三期六段”
，并推论“三星堆遗址似乎应当以第三期最为繁盛，所以该期遗存分布面广、堆积深厚、发掘所获也最多；而在这以后，即到了三星堆第三期时，三星堆遗址就逐渐衰落了”
。
而“三星堆遗址三期各自的年代范围应当是：第一期为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代初期，第二期为二里头文化时代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下限可至殷墟第一期前段），第三期为殷墟文化时期第一期（后段）至第三期。
前后跨越了龙山时代、夏代及商代三个时代”
。
述及绝对年代，孙华指出，“一般说来，经过树轮校正的碳年代数据应是比较准确的，三星堆遗址的碳测年数据普遍偏早，未经树轮校正的年代反而更接近于我们从其他材料所推断的年代，这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的。”
鉴于此，未经树轮校正的遗址第一期的年代距今4200（±80）年至4075（±100）年左右，第二期的年代距今3700±100年至3555±80年前后，应是合适的。
至于三星堆遗址三期遗存的文化性质，孙华指出，“它们的文化内涵既有联系，又有相当大的差别。
它们相互间的联系表现在相邻两期遗存间都可以找到一种或几种具有前后演变关系的典型陶器；而它们相互间的差异则表现在它们各自都有自己一组特征明显的器物群。
因此，三星堆遗址的三期遗存，实际上应当视为同一文化系统下的三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鉴于与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相类的遗存在成都平原其他遗址尚无发现，他建议将这类遗存命名为“边堆山文化”
（以四川北部的绵阳边堆山遗址为典型遗址），以便与可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的三星堆遗址第二期遗存区别开来。
这就明确地将三星堆遗址第一期遗存从“三星堆文化”
中剥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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