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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亦撰文指出，“不仅一个遗址内各层堆积因时间早晚不同、包含物特征不同通常属于不同性质的文化，即使各层堆积年代前后衔接、文化内涵有继承发展关系也不一定就是一个考古学文化，这还要看其文化特征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依此，“（三星堆遗址）下层遗存与上层遗存之间文化面貌差别很大，生产力水平悬殊，社会发展阶段也不相同，即使个别因素有前后承袭关系，也不宜将其视为一个考古学文化”
，就三星堆文化而言，“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遗存应予排除”
（李伯谦1997）。
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维明研究馆员与其持相近的意见，认为“可以一、二期分界将其区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
（李维明2003）。
三星堆遗址第一、二期遗存出土遗物的一个重要差异，是自第二期起开始出现具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盉、豆等陶器和璋、戈、圭等玉器。
这一现象逐步为学界所重视：“三星堆文化一、二期之间的显著差异，也表明当时当地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二里头文化因素也正是在三星堆二期时出现于成都平原”
，“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时，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
（杜金鹏1995）。
此后，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等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有新的认识，由二里头文化因素出现于成都平原的时段入手，也可以深化我们对三星堆文化形成年代与契机等问题的认知（详后）。
有学者提议应将三星堆文化早期（以月亮湾等地所见玉器、铜牌饰为代表）从以两个祭祀坑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中剥离出来，单独析分出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期的“月亮湾文化”
（邓淑苹2014）。
另有学者认为“由于拥有几乎完全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实为一个考古学文化”
，而“‘三星堆——金沙文化’或从遗址第三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早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9）的某个时段开始”
（施劲松2020）。
如是，则三星堆文化的上限都早不到二里头文化时期。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拟另文探讨。
四、宝墩文化的提出与受阻
1995年起，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队等单位在新津宝墩、成都温江鱼凫城、成都郫都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等遗址调查发掘，证实成都平原首次发现了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距今四五千年的古城址群。
发掘调查者认为，“它们的时代早晚虽略有差别，而其文化的总体面貌却是较为一致的；它们互有一组贯穿始终而又区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而独具特征的器物群，当属同一考古学文化遗存；并与三星堆文化的发展脉络也清晰可见；它们之中又以新津宝墩遗址的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最具代表性。
因此，我们认为将这一古城址群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是合适的。”
发掘调查者将宝墩文化分为四期七段，而既往被划归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的三星堆地点偏下的堆积和月亮湾地点的相关堆积所出遗物，“均是宝墩文化期的特征”
，“推测三星堆遗址原分的一期，年代跨度较长，还可分期”
。
依据宝墩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一期遗存的相关碳——14测年数据，他们“将该文化的年代上限推定在距今4500年左右。
关于其年代下限，可以根据该文化末期正好与三星堆文化衔接的情况，那么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正好是宝墩文化的下限，而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有众多的碳——14年代依据，一般认为在距今3700年左右，可以作为宝墩文化的下限。
这样我们就把宝墩文化的年代范围大致推定在距今4500～3700年之间，前后发展约800年左右”
（江章华等1997）。
在成都市的学者及时披露最新考古发现，并在系统梳理考古材料的基础上正式提出“宝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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