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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名之后，大部分学者很快认可了这一命名。
即便曾提出过“三星堆一期文化”
的林向教授，也旋即赞同并使用了“宝墩文化”
的概念。
尽管在“蜀”
文化的话语系统下，作者还是认为“我们可因它们在发展的阶段上的不同而分别命名，其实两者之间一脉相承并非出现另一种什么新文化”
（林向1998）。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者在述及三星堆遗址各期遗存的性质时，提法虽有所变化，但仍未对遗址分期和文化分期予以明确的区分：“现已基本查明，三星堆遗址包含着两种文化面貌不尽相同，且又有前后承继关系的遗存：一种是三星堆早期遗存，或称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其相对年代大约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另一种是三星堆晚期遗存，即三星堆二至四期文化，或叫三星堆遗址上层文化，其相对年代大致在夏至商末周初或更晚”
。
而“在成都平原还发现了相当于三星堆一期的遗址……这些遗存已被命名为‘宝墩文化’”
，下文在述及“三星堆文化的一般特征”
时，又包含了“三星堆早期遗存”
（陈德安1998）。
更有直接否定宝墩文化命名的声音，如“成都宝墩诸遗存与广汉三星堆遗存应属同一文化，它们之间，特别是宝墩遗存的第三期并不存在向三星堆遗存第一期发展的关系”
，“就宝墩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有别于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的新文化命名是值得商榷的，它应归属三星堆文化宝墩期（或类型）”
，“三星堆文化从距今5000年至3000年之间的发展变化是明确而连续的”
（陈显丹等2002）。
此后，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者及其所属机构的学者仍坚持“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文化）”
“三星堆四期文化（十二桥文化）”
的提法（万娇等2013，冉宏林等2014）。
加括号以示二者就是一码事，也是无奈之举。
或有括号内外名称互换者，如“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
的表述（赵殿增等2001），已倾向于认可宝墩文化的提法。
高大伦研究员说得更直白：“4500～4000年前这个时间段，成都平原两支著名的考古学文化，一是广汉三星堆遗址的一期文化，再是新津的宝墩文化（两者实为一个文化，三星堆一期遗存最丰富，宝墩资料整理、公布最早）。”
（高大伦2015）“一个文化”
被分为“两支”
，各称其名，这对于一般研究者和公众来说，颇感困惑。
如“庙底沟二期文化”
“王湾三期文化”
之类遗址名加期别的命名方法，在学术史上被证明并非理想命名后，一般已不被学术界所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又有“在文化命名上，岷江冲积扇的遗存被命名为‘宝墩文化’，而沱江冲积扇上的三星堆一期直呼‘三星堆一期文化’”
的提法，但作者同时又承认“两者之间文化面貌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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