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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托尔斯泰停止办学，潜心研究历史和从事文学创作，他企图在历史和道德的研究中找到解决俄国社会问题的答案。
1863年至1869年，他潜心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乃其三大代表作之一。
小说着重通过对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彼埃尔·别祖霍夫和娜塔莎·罗斯托娃这三个中心人物的描写，回答贵族的命运与前途的问题。
小说以包尔康斯基、别素号夫、罗斯托夫、库拉金四个贵族家庭的纪事为情节线索，从战争与和平两个主要方面来表现俄罗斯民族同拿破仑侵略者、俄国社会制度同人民意愿间的矛盾，肯定了俄国人民在战争中的伟大历史作用。
他努力写人民的历史，把卫国战争写成是正义之战，高度赞扬了人民群众高涨的爱国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
在历史事变中描写人是《战争与和平》的一条基本的创作原则，也是使小说产生宏伟的史诗风格的重要原因。
《战争与和平》不仅描写了强大的和不同性质的生活激流，展现了历史和社会的运动，而且也展示了各种人物的心理发展和他们的内心生活激流，同时还揭示了内心生活激流与外部生活激流之间的联系；作品的心理描写技巧不仅表现在对个人内心世界的刻画上，而且也表现在对人民群众群体心理的描写中。
丰富繁杂的材料和众多的人物在作品中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小说以其宏伟的构思、气势磅礴的叙述和卓越的艺术描写被公认为世界长篇杰作之一。
但小说不少章节中在阐述历史和道德哲学观点时，过于冗长的议论破坏了小说结构的和谐性。
在托尔斯泰完成了《战争与和平》之后，俄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变化中，他的人生哲学也在激烈的精神探索中发生了变化。
1869年9月，托尔斯泰因事途经阿尔扎玛斯，深夜，在肮脏的旅馆中他首次体验到了忧虑与死亡的恐怖，此后，这种恐怖频繁地向他袭来，打破了他先前宁静的心境。
这种“阿尔扎玛斯的恐怖”
预示了托尔斯泰精神危机的来临。
1873年到1877年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流露出危机感和悲观情调，主人公们的内心矛盾往往得不到解决，有时还造成灾难，充满了悲剧成分。
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剧烈的社会变革冲击下，托尔斯泰的内心矛盾更趋尖锐。
为了找到出路和答案，他广泛接触、考察现实生活，阅读了大量有关社会、哲学、道德和宗教方面的书籍，期间，还接触了叔本华的哲学。
这是他一生中最艰苦的精神探索阶段。
经过紧张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彻底地与贵族阶级决裂，站到了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他思想转变过程中的许多观点，在《忏悔录》（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1886）等论文中得到了阐述。
就是在这一时期，“托尔斯泰主义”
思想发展到了顶峰。
“托尔斯泰主义”
是指托尔斯泰于19世纪后期形成的一种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是“道德自我完善”
、“勿以暴力抗恶”
、上帝之爱和向上帝呼吁，把对上帝的信仰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作为消除社会邪恶、改良社会的根本途径。
在俄国民主主义革命日益高涨、人民日益觉醒的时代，托尔斯泰一方面对沙皇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进行最激烈的批判，表现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竭力推行他的“托尔斯泰主义”
，表现出了他思想的两面性和矛盾性。
“托尔斯泰主义”
作为他发明的救世新术，不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有其积极和消极的两重性。
19世纪80—90年代，托尔斯泰创作了许多小说、戏剧、民间故事、传说、寓言、政论和艺术论文等。
主要有：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活尸》（1911），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教育的果实》（1890）、《克莱采奏鸣曲》（1887—1889）、《哈吉·穆特拉》（1896—1904）、《舞会之后》（1911）、《谢尔盖神父》（1912）等，以及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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