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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三名水手靠着饮用收集的雨水、食用鱼类和捕获偶尔出现的鸟类生存下来。
由于没有维生素C的供应，这些人很容易得坏血病，他们的11个同伴已经死亡。
风向为一些旅行提供了便利，也给别的旅行带来了麻烦。
任何有经验的水手都知道，顺风而行，船只的航行速度会更快。
季节性天气模式对某些地区有相当大的影响。
最著名的是季风，它是由于春季临近，欧亚大陆升温，空气流向海洋，然后在6个月后沿着相反的方向回流而引起的。
到了公元1000年，航海家们精确地掌握了风向和季风时间，这样风便可以带着他们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航行。
正如研究阿拉伯航海史的伟大历史学家乔治·F.霍拉尼（GeeF.Hourani，1913—1984）所指出的那样：“这条从波斯湾到广州的海路，是人类在16世纪欧洲扩张之前距离最长的常规航路。
作为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这条航线值得人们关注。”
沿着波斯湾—中国航线航行的船只，其航行距离几乎是哥伦布航行距离的两倍；如果加上从伊拉克的巴士拉到莫桑比克的索法拉（Sofala）的这段航程，那么航程则是哥伦布航程的三倍。
公元1000年左右，印度洋和太平洋见证了阿拉伯地区、印度、东南亚、东非和中国港口之间贸易的繁荣。
没有水手到菲律宾东部去，因为中国人认为所有的海水在那里汇聚成一个危险的漩涡，没有船能从那里返回。
这种看法有其依据。
印尼贯穿流将温暖的海水从太平洋带到印度洋；流动的方向主要是向南通过印度尼西亚群岛，然后向西进入印度洋。
这些洋流发生碰撞，并在东南亚岛屿周围向四面八方移动，导致当地海平面上升了46厘米，超过了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
这里的水流波涛汹涌且面积开阔，以至于科学家们不得不创造一个新的单位“斯维尔德鲁普”
（Sverdrup）——该单位的流量为每秒100万立方米——以测量流量。
洋流的方向使得漂浮在海洋中的船只和其他物体很容易向南和向西进入印度洋，但任何向北的移动都比较困难。
因为往南走更容易，人类早在大约5万年前就乘船前往澳大利亚，但几乎没有人往北走。
因此，至少在1300年或1400年以前，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或东南亚大陆之间几乎没有接触。
事实上，中国人最初去澳大利亚是为了寻找海蛞蝓，它们也会被称为海参。
中国消费者非常喜欢海参，以至于他们的渔民先是在广州附近的水域过度捕捞，然后沿着东南亚海岸南下直到越南，再从那里到印度尼西亚，最后在1400年左右到达澳大利亚的北海岸。
在公元1000年，大多数水手通过“航位推算法”
来导航，这意味着他们依靠肉眼以及对太阳、月亮和星星运动的了解，来选择自己的航线。
但穆斯林航海家和中国人是例外，前者使用六分仪，后者大约在公元1000年制造出了船用磁性罗盘。
熟练的波利尼西亚人和维京水手能够通过仔细观察海浪、海草、鸟类的飞行姿态、陆地轮廓来确定航线。
密克罗尼西亚人马乌·皮埃鲁格（MauPiailug）研究了传统的波利尼西亚航海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他把这项知识传授给了史蒂夫·托马斯（SteveThomas），托马斯后来成了一名狂热的航海家，再后来又成了电视节目《老房子》（ThisOldHouse）的主持人。
马乌解释说，当天气晴朗的时候，他就借助星星来导航，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他就靠海浪的形状来确定路线。
像波利尼西亚探险者一样，维京人不使用任何工具。
为什么在公元1000年，他们要去新的地方旅行？事实上，社会结构，特别是武装团体的组织结构，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这种组织结构促使雄心勃勃的酋长们寻求新的领土；用古英语写成的著名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现存唯一的手稿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而故事发生在那之前的几个世纪）解释了这些群体是如何运作的。
年轻的瑞典王子贝奥武夫前往丹麦帮助一位邻国国王，该国的领土受到一个名叫格伦德尔（Grendel）的怪物的威胁。
陪伴贝奥武夫的大约有20名年轻的男性，他们在贝奥武夫身边战斗，和他一起航行到遥远的地方寻找奇珍异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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