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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新技术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是探讨高新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程度结构及智能结构的影响。
科技革命对社会和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普遍应用，不仅关系到教育而且关系到科技进步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科技革命有可能使教育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
一方面，大多数教育质量较差的学校将为社会培养大批熟练劳动工人；另一方面，为数不多的高质量私立和公立学校将为高科技部门提供专门人才。
这两类学校在各自不同的轨道上并行前进，互不沟通。
为此研究者得出结论，高新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影响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大，不能夸大教育对培养高科技人才的需求。
（2）过度教育与生产率研究。
“过度教育”
（Over-edu）是指工人的教育水平超过工作的技能要求，工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没有实现职业愿望，它反映了教育结构及经济结构二者发展不平衡现象。
为此，西方一些教育经济学家对过度教育与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教育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并不必然是线性或正向的，过度教育有可能影响劳动生产率。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使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平衡，劳动者能够找到满意的工作，实现其职业愿望，而不是劳动者所受教育的层次越高越好。
（3）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研究。
早期的西方教育经济学家从人力资本理论出发，认为在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低收入家庭子女进入头等劳动力市场的渠道。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经济学家开始对其早期理论严格的“二元论”
（Dualism）提出了疑问，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逐渐被认为是一种动态的劳动力市场化过程。
他们通过历史的和多学科的分析拓展了对劳动力市场的探究工作，指出“二元论”
过于简单。
（4）学校规模经济研究。
学校规模经济理论主要来自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
有学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是一种产业，产业的经营需要运用各种资源，而资源各具特性，适当的经营规模才能使资源发挥其应有效能。
因此，教育产业的经营必须依据规模经济的原理、最优化原理和科学管理方法，运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取得最佳的办学经济效益。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内生增长理论与教育的外溢效应等也是不容忽视的研究领域。
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M.Romer）主要从人力资本内生的角度来考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确把教育的作用放在了首要位置。
他通过将知识或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纳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提出了所谓“内生增长理论”
（TheEndogenousGrowthTheory）[45]，他的基本观点有：一是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二是强调技术内生化后，生产率的增长是一个自我产生的过程，当生产过程本身产生了新的知识（教育和培训），并且教育和培训作为新知识被纳入生产过程中时，生产率就会增加；三是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别在于知识和人力资本导致的技术进步率的差异。
198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RobertE.Lucas，Jr）提出了“人力资本溢出模型”
（TheHumanCapitalSpilloverModel）[46]，他将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分析，假定在全球经济范围内存在人力资本外部性，认为该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这种外部性的大小可由全社会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来衡量。
罗默和卢卡斯等人的文章发表后，内生增长迅速成为一个重要而广阔的研究领域。
此外，国际贸易理论也被运用到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中来。
哈夫曼和沃尔夫（R.H.Haveman&B.L.Wolfe）于1984年发现，教育具有类似于出口的性质，除了可以直接形成人力资本外，教育还能够通过多种渠道促进其他部门的生产，产生了“外溢效应”
（SpilloverEffects），也就是教育的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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