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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世纪后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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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到2000年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哲学的研究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949年到1978年的前三十年和1979年到2000年的后二十年。
[399]这两个阶段，中国社会有着十分不同的政治氛围和学术气象，中国哲学的研究也有着颇为不同的研究理路和学术成果。
（1）前三十年（1949—1978年）。
1949年以后，随着中国大陆政治气候的变化，中国哲学研究历经坎坷。
受当时全盘“苏化”
的制约，中国哲学史研究受到“苏联模式”
的影响，特别是受从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的“唯政治思维”
的拑制，[400]一切服务于政治，一切等同于政治，一切消融于政治，导致中国哲学的研究也走上了政治化、简单化、庸俗化的道路。
这主要表现为把中国哲学史简单地化约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401]的斗争史，并且将其提高到政治斗争的层面分析，认为“唯物主义必然进步，唯心主义必然反动”
，“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研究和学习中国哲学史”
[402]，从而使中国哲学的研究单调沉闷、枯燥无味，甚至出现了不少令人扼腕长叹的悲剧、啼笑皆非的闹剧。
例如，说“孔子是反动阶级复辟的工具”
[403]，“孔子是反革命两面派”
[404]，“中国哲学史就是儒法斗争史”
[405]，等等。
显然，这个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在总体上违背了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违背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实际，因而出现了令人痛心的情况。
但是，由于广大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和抗争，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仍然有相当的成绩。
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一共五卷六册的出版，[406]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前三十年中国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通史，是系统地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清理和总结的著作。
作者把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综合进行研究，着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将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融合为一，对中国传统思想及其人物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观点。
作者发掘了一系列被以往的研究者忽视的思想家，如嵇康、刘知幾、刘禹锡、柳宗元、王安石、王艮、何心隐、方以智等。
这些被侯外庐等称为异端的思想家，在20世纪后二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受到重视，成为大学中国哲学教科书阐述的对象，有的还成为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
直到现在，《中国思想通史》仍然是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也是相关内容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作者的重要参考书。
这个阶段，影响甚大的中国哲学著作还有任继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407]。
任著按照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分篇叙述，先秦为第一分册，汉到魏晋南北朝为第二分册，隋唐到明为第三分册，清到五四运动前为第四分册。
前三册“**”
前已经出版，第四册出版于1979年。
任著注意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注意社会经济发展、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关系，注意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
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教材，任著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民出版社仍在继续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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