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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哲学都是‘接着’哲学史讲的”
，“一个民族的新民族哲学，是从他的旧民族哲学‘生’出来的”
[115]。
可见，冯先生对于哲学史的研究，对于哲学史的“讲”
法，始终执著于要“接着讲”
，即要以前人的思想为基础，承认民族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反对割裂民族哲学，中断民族哲学的发展。
这种“接着讲”
的思想和理路，与“抽象继承”
之间，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要“接着讲”
，就必然要讲“抽象继承”
；要“抽象继承”
，就必然要“接着讲”
，而且也只能“接着讲”
。
如果说，“接着讲”
是一种原则；那么，“抽象继承”
则是一种化原则为实践的具体方法。
在这里，冯先生50年代的通过“讲”
哲学史而创造自己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与三四十年代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的是，由于时代条件的不同，冯先生在50年代讲“抽象继承”
的时候，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改造，明确表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把冯先生的“抽象继承”
观点，简单地视同于“新理学”
思想的继续。
与“接着讲”
而不“照着讲”
的思路相映衬，冯先生十分重视“共相”
与“殊相”
之辨。
在《贞元六书》中，冯先生区分了共相与殊相，认为共相是客观存在的，是通过抽象思维和逻辑分析得来的。
在他看来，哲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得到对于共相的认识。
因此，冯先生十分重视共相。
如前所述，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把抽象和具体解释为一般与特殊，强调：“无论继承什么，总得分别那个东西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你只能把它的一般性继承下来，至于其特殊性是不必继承也不可能继承的。”
[116]正是在这个强调一般性、重视共相的思想基础上，冯先生的“抽象继承”
理论逻辑地产生了出来。
从理论思维的层面考察，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
固然有诸多缺失，但仍然有它的特殊的理论价值，我们不能只看到事情的一方面，而忽视其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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