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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爱丁堡学派之后的社会建构主义更加注重对科学进行“实验室研究”
。
第三，这4种“科学形象”
在现代社会中得到高度认同，例如科学作为文化资本的论题，就是被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国家类型所接受。
第四，这4种“科学形象”
具有深广的文化影响力，例如科学作为生活方式对深入理解当代人类的境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等。
一、第一种科学形象：科学作为一种解释自然的方法
与其他文化领域的最大区别在于，科学有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
近代科学的诞生就是伽利略等科学家在探索自然现象中使用了数学与实验的方法。
在近代科学转向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科学方法的拓展与深化如“模拟”
和“建模”
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正如普特南所说：“许多哲学家都相信科学探究遵循着一个与众不同的方法……科学且唯独科学始终不渝地使用了这个方法，那么合理性（假如有这种东西）也许应该等同于具有和使用这个方法。”
[3]
但是，有关科学方法问题却引起了科学哲学的激烈争论：哪种方法更具有“解题能力”
？有人喜欢“实践优位”
的方法，有人则喜欢“理论优位”
的方法。
科学有无特定的方法或程序？大多数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方法是相对确定的，但也有少数科学哲学家如费耶阿本德等人认为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
，没有任何单一的程序或单一的一组规则能够构成一切研究的基础并保证它是“科学的”
、可靠的。
在后现代思潮中，有人认为对各种科学方法应该持有“对称”
的态度。
例如，布鲁尔在它的《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就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方法论和库恩的历史主义方法论给予了相同思想背景的文化解释。
二、第二种科学形象：科学作为“一切真的命题的总和”
科学总是体现为命题系统，而且是尽可能为真的命题系统。
“顾名思义，理论性科学是由理论所组成——也就是说，是由命题系统所组成。
当命题由于涉及相同的对象而彼此相关，或甚至当它们相互演绎时，它们就构成了一个系统。”
[4]
在如何理解这个命题系统的问题上，科学家及科学哲学家有着深刻的冲突。
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科学作为命题系统可以归结为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理论命题可以还原为观察命题，而观察命题的意义则在于与“观察事实”
是一一对应的。
但这个观点遭到了汉森、波普尔、蒯因和库恩等人的批判。
在后现代哲学思潮中涌现出来的“修辞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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