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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筹饷相当困难，前线人员除口粮稍优外不可能再另外给予重金奖励，而幕僚等后方人员则连薪资亦并不丰厚。
办厘人员薪水来自厘金提成，粮台人员薪水来自湘平与库平银两的差色折算余数，弄得好也还收入不错。
而文案人员薪水则出自军费，标准甚低，数有定额，仅能维持全家生活。
他们所以对曾国藩幕府趋之如鹜，主要是为了学点真才实学，讨个一官半职。
曾国藩利用幕府训练与培养出大批人才，并委以重任，保举高官，以至“荐贤满天下”
。
这样，保举也就成为了曾国藩吸引人才、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曾国藩从军之初，对这一点体会并不深刻。
“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
如咸丰四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3%。
咸丰五、六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人。
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
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才会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主要是由于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致。
回顾往事，亦甚感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沉于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
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曾国藩对此有所触动。
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赵烈文的话讲得入情入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
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他随即改弦更张。
于是，“揣摩风会，一变前志”
，从咸丰十一年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
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如咸丰十一年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
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密折等。
汇保与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且有时全准，有时议驳，或只批准一部分。
因实缺有限而记名、候补之类无限，所以用汇报之案开空头支票就成为曾国藩乃至所有统兵将帅在作战期间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这种办法初由曾国藩创立，后来风行全国，愈演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酌量，故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措词偶涉含糊，即令更拟”
，官员的升迁降黜皆以此为据，战争期间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虽候补官员奏保甚滥，而实缺官员的补授则非地方督抚出具的切实考语不可。
因这些考语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这种考核办法及其考语，称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
也正因为这一点，汇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补、候选、即用、即选之类，而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的八字考语极有分量，说李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
在左宗棠评语中，又加上“才可独当一面”
，在对沈葆桢的评语中又加上“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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