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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很快准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抚，沈葆桢授江西巡抚，李鸿章授江苏巡抚，由此可见密保作用之大。
为了使广大候补府县均有补缺之望，他还特别制定委缺章程，使出类之才早得实缺，一般人才亦有循序升迁之望。
对于幕府的保奏，曾国藩实际上亦采用此法。
追随曾国藩多年的幕僚，才高者如李榕、李鸿裔、厉云官等早已位至司道，而方宗诚等则直到同治十年才得任实缺知县。
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保奏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
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
此时，清政府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
以至于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四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
李鸿章、沈荷桢、左宗棠三人，论资格都不够，沈、李是由道员直升巡抚，是军兴以来超升中极为少有的例子；左宗棠论出身只是个举人。
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属幕僚之类。
恽世临半年两迁而至，郭嵩秦、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
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
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越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非议。
其后曾国藩保奏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
尤其北上与捻军作战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保奏大批幕僚升任实缺。
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
的意思。
曾国藩保奏幕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艰难，不讲条件。
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
刘瀚清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
刘是江苏武进人，原是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幕僚，负责草拟奏稿，很受胡的器重。
咸丰七年四月，太平军席卷苏、常，胡林翼病情日危，刘瀚清当幕主及形势危殆之时，辞归乡里，引起胡、曾的不满。
胡林翼于同年六月保奏十六人，刘瀚清不在其列。
同治元年，刘瀚清进入曾国藩幕府，以后又随曾北上镇压捻军。
但移督直隶时，刘又迟疑不肯随行。
在曾国藩的眼里，刘是不能任艰巨任务的人，因此虽敬其有才，但也不保举。
恩威并重，不论亲疏
曾国藩认为，要想使自己的手下心服口服地为自己卖命，就必须对自己的僚属施与恩惠，使僚属自觉地将自己与官长联为一体，让僚属感到自己行为的选择既是对自己负责，但更主要的是对官长负责。
施恩的方法不同于施威的方法，官长对僚属施威主要是通过有过必罚、严厉督责等方式，使僚属产生惧怕得罪的心理，使其行为选择在主要是基于对自己负责的基础上，间接对官长负责。
相比较而言，施威相对单纯，大抵做到“有过必罚，不论亲疏”
即可，而施恩则颇有讲究，要施得巧妙、施得艺术、施得不露痕迹，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否则，如果把一番盛情好意弄成了一盘盛气凌人的“嗟来之食”
，反而会弄巧成拙。
在曾国藩看来，施恩之法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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