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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给马承源来电话，告知香港古玩市场有人正在出售一批刻有文字的青铜编钟，大小共十四件，但一时还搞不准是真品还是赝品。
马承源闻讯，让张光裕设法搞到编钟的照片和编钟铭文的拓片传真过来察看。
张光裕不负所望，想尽办法将所需一切搞到手并传往上海博物馆。
凭借几十年文物工作之经验，马承源一看照片和铭文拓片，便感觉到这批编钟非同小可，有可能是货真价实的国宝级的文物。
为慎重起见，马承源又将编钟的照片和铭文拓片拿给上海文物部门的几位鉴定专家反复察看，在确定为珍贵文物后，他立即请示上海市政府领导人，以上海博物馆的名义出资将编钟购回，这一请求很快得到批准。
因1993年的香港还未回归祖国，要办理去香港的签证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马承源电告张光裕教授，让其代表上海博物馆和卖方进行价格谈判。
由于对方当时尚未意识到这套编钟的真正价值，同时又急于出手，故双方的谈判较为顺利，最后以100万元港币成交。
据行家估计，如果卖方当时弄清了铭文的内容，这个价格只能购买其中最小的一件，甚至连一件也买不到。
由此可见马承源的眼光和在处理此事中的精明果断。
编钟到手后，张光裕教授将其一件件包裹好，然后乘飞机直接送到上海博物馆，流失的国宝终于又回来了。
当十四件编钟落居上海博物馆时仍保持出土时的原貌，钟体上的文字绝大部分为厚厚的土锈所掩盖。
经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和科学考古实验室清理剔除之后，铭文全部显露。
这十四件编钟明显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类为大钟，第二类为中小型钟，两类钟的纹饰和特有的旋、干等皆不相同。
由于有以上的差别，而且不了解原有的排列顺序，因而马承源等研究者对铭文产生了种种推测，或以为铭文不全，所缺尚多；或以为铭文并不按钟的大小次序镌刻；也有的认为全铭为一篇铭辞等。
马承源等研究人员在对各编钟的文字做了反复的研究、释读后，按照文辞的先后排出编钟序列，然后检验各钟的音阶是否和谐。
检验结果发现，第一组八件钟，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具有两列八度音。
第二组六件钟，也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只是最后缺少相协的尾音。
显然，同第一组相比，第二组缺少最后两件编钟。
在这样一个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马承源想到了山西天马—曲村M8号大墓中那残存的两件编钟，经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系，并参看相关的发掘资料，发现残存的两件小编钟，与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编钟第二组大小和铭文完全可以排比连缀起来。
因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十四件编钟的文字都是刻凿的，两件小编钟的铭文也是刻凿的，由此可证是同一编之物。
西周青铜钟铭文以利器刻凿，以此为首例。
若将天马—曲村墓地出土的两件编钟连在一起，正好也是八件一组。
后来上海博物馆请音乐专家对两件小钟进行测音试验，发现其音阶与同组的另六件钟相协，这就更加证明两组十六件编钟同为天马—曲村M8号大墓中出土。
按郑玄注《周礼·春官·小胥》载：“半为堵，全为肆。”
一肆为两列八度音，是基本单位，二肆十六件为一虞，这是西周晚期的礼仪用器制度，可见天马—曲村M8号大墓出土的编钟为一虞之数。
从香港购回的十四件晋侯稣钟
由于马承源、张光裕等人的共同努力，这批极其珍贵的文物不致失散和流入异域，这批编钟的抢救回归，在创造了文物收藏史上的一个奇迹的同时，也为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周王年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香港购回晋侯稣钟拓片
根据天马—曲村M8号大墓出土的材料推断，这座墓的墓主是晋侯稣，而此墓所出编钟的铭文中也有“晋侯稣”
的记载，故编钟被称为晋侯稣钟。
两组十六件编钟共刻铭文三百五十五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青铜器的铭文中最长的一篇。
自马承源最先将前十四件编钟的材料公布于世并做了详细考释论述之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轰动。
特别是编钟铭文中所记的七个历日和五个纪时词语，在已著录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前所未见，这无疑将使西周月相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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