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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清初米脂、延安、延绥、陕西等省、府、镇、县志以及其他比较可信的材料都没有李自成原名李鸿基的记载。
姚雪垠同志偏偏相信了错误百出的《明季北略》，从而传播了不可靠的历史知识。
（二）李自成是怎样参加明末农民大起义的？这是直接关系到李自成一生事业的重大问题。
雪垠同志采用的是一般史籍上常见的先同侄儿李过一道往甘肃从军，后来杀了带队的将官和当地知县率众起义的“甘肃兵变说”
。
我在《李自成起事考》[6]一文中已经列举原始材料，证明这种流传甚广的说法不足信。
李自成并没有当过明政府官军，他同发生在崇祯三年正月的那次甘镇兵变也毫无关系。
雪垠同志在《我所理解的李自成》一文里论证李自成起义军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开始就比较正规化”
，形成这个特点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一支起义的正规官军作为最初的队伍核心”
。
这种说法是否如实地反映了历史？对李自成是否理解得正确？是否真正抓住了李自成起义军的特点？我以为还值得研究。
（三）过去的史籍常把李自成说成高迎祥的外甥，后来又成了高迎祥这位闯王部下的一员闯将；高迎祥牺牲以后，李自成被推举为闯王。
姚雪垠同志对这种传说的错误不仅没有察觉，而且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做出了主观推论。
他在上引文章里写道：“最后我再说一个向来不被人注意的问题。
在明朝末年，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武装不知有多少支，几乎数不清楚。
差不多大小头目都有一个诨号。
……高迎祥指挥下的义军首领，有诨号的也居多数。
可是高迎祥本人没有诨号，李自成没有诨号，他手下的重要将领绝大多数没有诨号，‘闯王’和‘闯将’都不是诨号，而是称号。”
1977年他又重申这一观点说：“高迎祥的为‘闯王’一词不是绰号，而是代表军事领导地位的称号。
在明末十三家义军中只有高迎祥一家有这个称号。”
[7]据我的查考，李自成从来就不是高迎祥的部下，闯王、闯将和乡里人、老回回等一样都是绰号。
李自成在崇祯三年领着本地饥民投入不沾泥为首的队伍，被编为八队。
不久，不沾泥接受明政府的招抚，李自成因不愿受抚，同不沾泥分手，从此他所领导的八队就成了农民起义中的一支独立队伍。
清初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侈谈什么荥阳大会，说李自成当时是高迎祥部下偏裨，不为人们所知，只是因为在会上发表了一通“分兵定向”
的战略演说才崭露头角。
这种记载表明吴伟业对李自成的早期斗争经历缺乏真正的了解。
崇祯五年八月，明山东道御史刘令誉的奏疏中就说：“有自贼中逃回者言，旧在晋中贼首掌盘子等十六家，最枭獍者为闯将、紫金梁，戴金穿红，群贼效之，遂皆以红衣为号。”
[8]同年十二月，明宣大总督张宗衡指挥官军追紫金梁、邢红娘等部时，李自成和八金刚、过天星领导的另一支起义军突然由河南怀庆地区进入山西，一举攻克辽州。
张宗衡大出意料，他在塘报中说：“职所尾之贼系紫金梁等，而闯将等系西河之贼，不知何故放松，令其**东向。”
[9]这类材料确凿无疑地证明李自成早在崇祯五年就已经是一支重要的起义军的首领。
由于明政府官员和封建文人常用“闯贼”
这个敌意词称呼闯王和闯将，因此在史籍中高迎祥和李自成的事迹往往弄混，甚至用封建等级观念去乱套，把闯将说成了闯王之下的一员将。
这是对明末农民战争前期史实的一个重大误解。
其实，只要对现存明末残档和当时任事官员文集中保存的奏疏等资料加以排比研究，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李自成和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等人，一样都是互不统属的各支起义军首领，各部有时联合作战，有时各自为战。
明末各支农民起义军的走向统一是相当晚的事情，直到崇祯十五年后期李自成的实力和威望大大增长以后，罗汝才和革左五营才从同李自成联合作战逐渐转变为在李自成领导下统一起来。
至于高迎祥在崇祯九年牺牲以前，他所带领的那支起义军一度是各部当中最强的一支[10]，但他从未享有什么“军事领导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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