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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的母亲有金氏、吕氏等说法，还没有看到高氏的记载，所以说高迎祥是李自成的舅舅也难以成立。
由此可见，雪垠同志关于李自成早期革命经历的论述基本上是因袭旧说，而且这些旧说又经不起原始材料的检验。
要把这段史实论证清楚，需要列举大量史料，这里只能略抒己见供雪垠同志参考。
（四）有关李自成起义中期的情况，姚雪垠同志在1978年写了一篇《李自成从何处入豫？》的大作。
他在文章开头宣称，“李自成究竟从何处进入河南，是我们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人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
接着他批判了“至今常为历史学界所采用”
的说法，提出了一个他自己认为“比较可信的答案”
。
这个答案就是李自成入豫以前长期息马于郧阳深山之中，到崇祯十三年十一月中旬从湖北郧阳、均州之间的小路奔入河南。
我在《李自成起义军究竟从何处入豫》[11]这篇同姚雪垠同志商榷的文章里列举材料指出：一、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一年连续遭到重大挫折之后，部众大约剩下一千名，入豫以前长期转战于湖北、四川、陕西三省接境地区，活动比较频繁，因此任何一种深山息马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二、李自成部的入豫是经陕西兴安、商洛地区进入河南内乡、淅川一带的；三、其时为崇祯十三年七月。
拙稿对雪垠同志的基本论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发表以来已近三年，没有看到雪垠同志的反应。
在这次评郭老的文章里又提到《李自成从何处入豫》这篇大作，他说，“我现在不重复这个历史问题，只想指出郭沫若同志将前人所说的‘鱼復诸山’改为‘鱼腹山’，也是反映一种不严肃的学风”
。
郭老一字之差也要作为“一种不严肃的学风”
的典型事例一再提出批驳，那么雪垠同志自己的文章被旁人指出基本论点都站不住脚，为什么却一声不吭呢？如果雪垠同志仍然认为自己的答案是比较可信的，欢迎他对我进行严肃的反批评。
[12]
三
李自成起义军入豫以后，史籍记载中碰到的重大问题之一是李岩问题。
姚雪垠同志的文章也是“围绕着李岩和刘宗敏两个人物的问题，对《甲申三百年祭》的错误进行评论”
的。
他在文中用了一半左右的篇幅批判郭老未能察觉有关李岩传说的不可靠，而且说了这样一段话：
郭老治学，常从个人兴趣出发，穿凿附会，而不从历史科学出发。
像《甲申三百年祭》这样重要论文，为什么不多找一些资料看看？既然有不少野史和《明史》说李岩是杞县人，李精白的儿子，又说红娘子破城劫狱救出李岩，为什么不找《杞县志》和《开封府志》看看？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像《杞县志》《开封府志》《豫变纪略》等书，以郭老的声望和地位，都不难从图书馆中借到。
我虽然尊敬郭老，但对他在写作这样论文时不肯多看一点历史资料，急于写文，轻作论断，对读书界影响深广，常常感到遗憾。
在这里，姚雪垠同志的巧于论人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他完全不顾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学术界在李岩问题上的探讨过程。
有关李岩的故事自从明末清初小说家编造出来以后，逐渐渗入史籍，到钦定《明史》采纳进去之后就成了“定论”
。
郭老的失误说得再大也不过是因袭旧文，未能跳出前人的窠臼。
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20年之后即1964年，学术界曾经就李岩的评价问题展开过讨论，当时虽然也有同志（如曹贵林同志）对部分史实进行了有益的考核，但并没有怀疑到有关李岩的全部“事迹”
都出自编造。
姚雪垠同志在1964年《羊城晚报》上发表的《我所理解的李自成》也仅仅是在李岩评价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那篇文章里写道：“李岩的参加，对李自成的后期事业起了不小作用，但决不能看作是主要因素。”
事情又过了13年即1977年，雪垠同志在《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前言中仍然说：“大顺军确有李信这个人，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样的历史人物。”
自己在33年之后仍然没有察觉李岩传说的不可靠，一再撰写论文说“确有李信”
，现在却无端地指责郭老在1944年“不肯多看一点历史资料，急于写文，轻作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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