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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子辨》内并没有这句话，雪垠同志的这类批评常使人莫名其妙。
在狠批郭老“不严谨”
“轻率”
的时候，自己连引用史料都不能做到忠实，也算一件怪事。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比如雪垠同志1977年写的《李自成》“前言”
里专门写了一节评论杨嗣昌和朱由检，从后来的文章可以判断他写论杨嗣昌的时候连杨嗣昌的文集也没有看。
指出这一点当然不是说雪垠同志“不肯”
多看点书，而是说一个人精力有限，忙于其他事务就难免顾此失彼。
雪垠同志对《甲申三百年祭》中叙述李岩的悲剧用了四次“假使”
很不客气地批评了一通，接着写道：“‘假使’不是绝对不可用，但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是在评论者真正掌握了大量的、具体的、确实无误的、与各方面有关的历史资料之后，方可提出来科学性的假设。”
可是就在同一篇文章里雪垠同志的笔下却出现了这样的文字：“大顺军中大概有一个不重要的人物名叫李岩，为什么他变成了‘箭垛式’人物，我也不清楚。”
就历史人物而言，有就是有，无就是无，不能用什么“大概有”
的。
雪垠同志做出“大顺军中大概有一个不重要的人物名叫李岩”
这种假设，难道是“真正掌握了大量的、具体的、确实无误的、与各方面有关的历史资料”
吗？
《评〈甲申三百年祭〉》对郭老大加非难的另一个问题是刘宗敏。
从史实上看，郭老对刘宗敏的评价确有不妥当的地方。
但是，雪垠同志在“两个关于刘宗敏的重要问题”
上批判郭老不科学都还值得商榷。
这两个问题一是追赃助饷，一是陈圆圆。
后一个问题雪垠同志专门写了一篇《论〈圆圆曲〉》，在这篇文章里又列举了陈圆圆记载中的九款矛盾。
把陈圆圆的问题提出来，对于弄清大顺军在北京的活动和山海关之战是有帮助的。
不过，列举出各种史籍记载上的矛盾还不等于解决问题。
陈圆圆事比较难于弄清，是因为这类阃闱之事暧昧难明，官方文书既缺乏记载，私家命笔又难免增饰掩迥，再加上好事之徒以耳代目，上下其手，使后来的治学者常常陷入歧路亡羊的困境。
我在《山海关战役前夕的吴三桂》[15]一文里就自知力薄识浅，只好把陈圆圆的问题列为导致吴三桂叛乱的两种说法之一。
读了雪垠同志的文章，觉得他也没有搞清楚，引用的材料并不能证明自己的论点。
他说：“我既不是否认陈圆圆的存在，也不是否认陈圆圆被吴三桂买去，而是认为简单的事件被传奇化了。
我认为下面的史料所云陈圆圆到了宁远，比较合乎情理：
先是，十六年春，戚畹田宏遇游南京，吴阊歌妓陈沅、顾寿名震一时。
宏遇欲之，使人市顾寿，得之。
而沅尤幽艳绝世，价最高。
客有干宏遇者，以八百金市沅献之。
是岁宏遇还京，病卒。
后襄入京，三桂遣人随襄入[京。
自]宏遇家买沅，即遣人送之平西。
闯入京师，伪权将军刘宗敏处田宏遇第，闻寿从优人潜遁，而沅为吴襄市去，乃枭优人七人而系襄索沅。
襄具言遣送宁远，已死。
宗敏坚疑不信，拷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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