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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这一论点的同志指出，《明史》中所谓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
，根据的是正德《大明会典》所载官民田数，而正德《大明会典》记载的官民田数只是由户部综合各布政使司和直隶府州管辖的田土数字，并没有包括各都司卫所管辖的田地（除军士屯田外还有带管民种官民田地）在内，而明前期的军管土地数量极为惊人。
第三，由于官田属于封建国家所有，又引起了对明代土地所有制的讨论。
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明代存在着土地国有和土地私有两种所有制，但在具体问题上又有不少分歧。
有的同志把明代土地所有制分为两大类：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即官田），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即民田）。
有的则认为明代土地所有制应该分成三类，即封建国有制、地主所有制、自耕农所有制，后面两种就是一般文献当中所说的民田。
还有的同志对江南官田的性质展开了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明代官田并不是国有土地，而是一种特殊的民田，理由是它同民田的区别仅在于税粮科则的不同，而与民田一样可以自由买卖，因此不存在根本性质的差异。
持相反意见的人认为，明代的官田并不限于江南，它包括了遍布全国的军屯土地在内，即就江南官田而言，在明前期也是不允许自由买卖的，承种官田的农户虽然有时私下转让，这只是承佃权的转让，而不是所有制的改变。
至于明中期以后经常出现的把官田“捏作民田，卖与他人”
，正好说明官田制度的败坏。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明中期以降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衰落，其突出表现是官田的民田化。
这一过程在时间上是渐进的，在内容上既包括了江南通过赋税制度的改革使官民田的界限逐渐归于泯灭，也包括了明初以来朝廷掌握的大面积卫所屯田数的急剧下降。
这种下降固然有的是由于抛荒，但多数是军士余丁屯种的份地被将领、镇守太监等人掠为己有，原先亲王护卫军屯种的田地部分变成了藩王的私产或民田，此外还应包括军士不顾禁令把屯田私自典卖给民籍人户。
尽管对于这一总的趋势没有分歧，在民田化的程度上估计仍有不同。
伍丹戈同志认为“到了明末清初，封建朝廷手中的官田已经基本消失”
（见前引《明代的官田与民田》）。
有的同志则认为从万历末年福王就藩时搜刮巨额土地虽有“尺寸皆夺之民间”
的说法，但从地方官员奏疏中仍可看出有一部分是属于朝廷的官田，卫所屯田直到明朝灭亡还有相当数量，事实表明土地国有制在整个明代经历了由盛转衰的重大变化，但却是贯穿于明代始终的一种土地制度。
（3）宗藩、勋戚、太监和官绅对土地的掠夺。
明代中期以后，大土地占有制迅速地发展起来，他们主要是依靠政治势力兼并土地，在一些论著中被称为身份性地主；相对而言的是没有政治特权的中小地主，或称非身份性地主。
近年来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包括贵族地主和官绅地主在内的身份性地主是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经济、政治诸问题的一个关键，研究农民问题和中小地主的地位与政治态度也都同具有身份性的大地主密切相关。
因此，在这方面国内外发表了许多论著。
王毓铨先生写的《明代的王府庄田》《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明黔国公沐氏庄田考》等文（收入《莱芜集》，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版）就是有代表性的作品。
日本学者佐藤文俊的《关于明末就藩王府的大土地所有——以潞王府为例》着重探讨了万历年间封于河南卫辉的潞王朱翊镠占有土地的情况。
[261]畿辅地区是皇庄、勋戚和太监侵占土地的主要地方，近年来研究这一地区的土地占有情况也有新的进展。
与此同时，史学界对官僚地主的兼并土地也给予了高度重视，研究的范围从官绅享有的优免特权，利用各种手段“求田问舍”
、接受投献，疯狂地兼并土地，一直到这一阶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的突出地位和所起的作用，都进行了研究。
在日本，明代乡绅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目前对乡绅（缙绅）这一概念的内涵还存在不同看法，有的认为乡绅是指的现任或曾经出仕的官宦之家，而未曾出任官职的举人、生员不能算乡绅：有的认为明代乡绅的形成与科举、学校制度密切相关，生员和举人具有终身的身份，享受准官僚的礼遇，社会地位毕竟与庶民不同，因此从明代科举出仕制度来考察，缙绅应当包括具备生员以上各种资格的人员在内。
前一种解释同明代的《缙绅册》收录范围相符，后一种解释则把“缙绅”
和“绅衿”
等同了起来。
这种由于着眼点不同而产生的分歧并不影响实质性的探讨。
寺田隆信先生说“乡绅已经成为明清史研究中最主要的课题”
[262]，表明日本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加强了对明代缙绅地主的研究，发表了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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