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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王朝统治下的农民问题。
学术界一般认为明朝初年由于元末农民战争的扫**，出现了大量无主之田，明太祖通过移民垦荒等政策，扶植了一批自耕农，因而在明前期农村中自耕农占的比例相当大。
永乐年间，自耕农破产逃亡的现象逐渐严重；到英宗正统以后，“流民”
问题已经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因此，不少人建议大力开展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就农民承担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种类和压榨程度；地主阶级通过飞洒、诡寄等手段把赋役负担转嫁于农民，并且巧取豪夺他们的土地；地主对农民（佃户）剥削率的增长；江南畜奴风气的成因及其特征；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大量流民出现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这些问题往往同赋税制度、土地兼并、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奴变、佃变）等问题交错在一起。
除流民问题以外，分歧也不多。
至于流民问题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一部分同志认为流民已成为明中期以后社会上一股独立的势力，他们同普通农民有了质的区别，甚至把他们看作近代无产者的前身。
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明代的流民固然有一小部分进入城市寻找职业、潜入封禁山区从事开矿、东南沿海的破产农民也有违禁出海参与对外贸易和海盗活动的；但是，从总体来看，明代的流民只不过是因天灾人祸而离乡背井、觅食他方的农民。
3.关于明代赋役制度问题
明代的赋役制度初期还比较简单，后来越变越复杂，历来是不易弄清的问题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果，有综论整个明代赋役制度的沿革的，也有具体探讨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赋役制度的演变的，其中论述江南重赋、一条鞭法、明末加派的文章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有的学者则就户籍、里甲、粮长、田赋、漕运、折纳、盐法、茶马等专门问题进行了探讨。
现就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简单归纳如下。
（1）江南重赋问题。
首先对重赋问题的理解存在不一致，有的人认为江南地区的重赋无疑是个事实，无论从赋税率和征收本色、折色的绝对数量上，还是按人口的实际负担计算，都是如此。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江南苏州、松江等府交纳的粮食等实物或折征银两虽然比其他地区多得多，原因并不在于赋税额畸重，而是因为这一地区存在大量的官田，承种官田的农民交纳的实物或折银并不是赋税而是田租。
关于江南重赋的原因，有的同志赞成传统的说法，认为苏松地区赋额畸重来源于明太祖平定张士诚以后，痛恨当地百姓为张士诚“死守”
，故以重赋困之，以示惩罚。
另一种见解认为，江南重赋首先在于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已达到可以承担重额赋税的程度，自南宋以来苏松等地区的农业一直比较发达，集约化程度较高，平均亩产远远超过其他地方，加上元末以来植棉业、纺织业的发展，使江南苏松等地区成了著名的财赋之区，在明朝封建统一帝国建立的过程中以至整个明代，江南赋税始终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
有明一代江南（指江浙地区）例不封王也说明了朝廷为了维护辽阔的帝国统治不能不依赖江南巨额的赋税收入。
对江南重赋的影响也存在不同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江南重赋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他们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大批农民逃亡外地或者沦为官绅地主的佃户、奴仆，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种意见认为，江南重赋同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政府规定的赋税率并没有超过江南经济的承受力。
在明代，江南经济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都有所发展，而不是日趋萎缩；就农民生活而言，江南地区的农民也比其他地区特别是北方农民要好得多。
（2）“一条鞭法”
问题。
明代中后期出现的“一条鞭法”
以至清代康熙年间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和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
，反映了我国赋役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全过程，历来受到史家的普遍注意。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论著，在深入研究一条鞭法的起源、试行和普遍推行在各地表现出来的特点的同时，更多地注意到了一条鞭法产生的时代背景，即把它的出现和推广看作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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