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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们结合顾先生的治史成就对其治史风格详加论述。
二、发覆之作，探寻历史的真实
顾诚先生一生心无旁系、潜心治学，平均每天读书时间在10小时以上。
从1978年以后，他有《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两部专著，参加撰写著作5部。
学术论文计39篇，约50万字，可见其下笔之慎重。
在他的笔下，一个个明清史研究领域长期错讹的观点被纠正、长期迷惑人们的问题得到了最为合理的解释，每发一覆，便接近历史的真实一步。
虽然他的许多结论具有颠覆性，由于他的论证严密、立论扎实，又几乎不给别人留下反驳的机会。
《李岩质疑》是顾先生的奠基之作。
李岩问题因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等作品而变得家喻户晓。
顾先生在研读史料时发现，这位地位仅次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将领的史料竟然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相反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他的生平事迹均不可靠。
他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史料的辨伪上，逐一否定了与李岩有关的记载，并解释清楚了李岩传说的来龙去脉。
[25]文章发表后，美国的明清史学者戴福士（R.V.DesFes）寄赠了他数年研究的、与其相似的观点，即李岩确系乌有先生。
他对顾先生的研究给予高度的评价，并变换了研究的思路与角度，进一步丰富了先生的观点。
[26]
在明清之际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理论问题的研究上，顾先生多有发覆，澄清了许多误解。
如大顺政权的性质问题，他认为大顺政权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顺政权没有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动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策”
，即没有及时从农民性质的政权转变为封建政权，满、汉地主阶级的联盟，里应外合，通力镇压，是大顺农民革命政权失败的根本原因。
[27]与之相一致的，他认为，李自成起义军“确实曾经长期采取流动作战的斗争方式；但是，要说李自成奉行一种什么‘流寇主义’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
在四处征战过程中，大顺政权也在各地部署武装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权，并为巩固这些政权做出了种种努力。
[28]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附录的《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表》和《大西政权地方官员表》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李自成和张献忠农民政权的性质和建立地方政权的情况，也是对“流寇主义”
观点绝好的回击。
[29]对南明时期大顺、大西农民军余部抗清斗争的评价问题，顾先生也提出了全新的观点。
顾先生的晚年密切关注明代的卫所制度和明帝国疆土管理问题。
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等杂志发表的《明前期耕地数新探》《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谈明代的卫籍》和《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等四篇文章，在明清史学界再次引起关注。
他创造性地提出明帝国两大管理系统的论断，其基本观点是：明帝国的整个疆土是分别隶属于行政系统即六部—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府（直隶布政司的州）—县（府属州）和军事系统即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行都指挥使司、直隶都督府的卫）—卫（直隶都司的守御千户所）—千户所两大系统的……明代军事系统的都司（行都司）、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种地理单位，负责管辖不属于行政系统的大片明帝国疆土。
明代体制的这一重要特点，为历来治明史者所忽视。
他的这一研究引发了明清史学界在诸多领域的思考，如有学者认为，他的这一理论对长期争论不休的明清两代的人口与耕地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也进一步论证了清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相当滞后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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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先生的创新不是刻意去标新立异或哗众取宠，而是对相关问题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去探寻历史的真实，去澄清大量史籍错误或前人的误解。
对于他一反传统的观点，许多人从情感上难以接受，但看了他的论证，又感觉难以反驳。
顾先生每发一覆，必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为目标，虽然不乏颠覆之作，惊人之举，但细读其文，唯有佩服其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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