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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词的不协调曾使得吉本为之脸红，此外，哈勒姆也曾经说过，骑士精神的道德是粗野的，它对妇女的过分殷勤包含着不正当的爱。
骑士精神带给女性的影响，给哲学家提供了思维的营养。
基佐先生论证封建制度及骑士精神带来了有益的影响，相反，斯宾塞先生却说在尚武的社会中（不尚武又算什么封建社会呢？）妇女的地位必然是低下的，只有社会的产业化发展了它才能随之发展。
那么，就日本而言，基佐和斯宾塞的说法到底谁的更正确呢？我可以肯定地说，都正确。
日本的军人阶层只限于人数约200万人的武士。
其上就是军事贵族的大名和宫廷贵族的公卿——这些身份尊贵、安闲舒适的贵族只是名义上的军人。
在武士之下则是众多平民——农、工、商，这些人的生活是专门从事和平业务，因此，赫伯特·斯宾塞所说的军事性社会的特点，仅限于武士阶级，与此相反，产业型社会的特点在这个阶级之上和之下都可以通用。
这正好可以通过妇女的地位而加以解释。
就是说，在武士中，妇女所享有的自由最少。
奇怪的是，社会地位越低——例如在手艺人中——夫妻双方的地位越平等。
在身份高的贵族中，两性之间的差别也不明显。
这主要是因为闲适的贵族已经非常女性化了，所以很少有机会去突出性别上的差别。
这样，斯宾塞的说法在旧日本就有了充分的例证。
至于基佐的说法，读过他的封建社会观的读者大概会记得，他是专门以高层贵族为考察对象的。
因此，他的结论可以适用于大名和公卿。
如果我的话使人们就武士道下的妇女地位评价过低的话，那我就对历史真理犯下了极不公正的罪。
我毫不犹豫地认定：女性并没有得到与男性平等的待遇。
但是，只要我们学不会差别与不平等的区别，对这个问题就会经常产生误解。
如果想到男人之间只是在法庭或者在选举投票等极少数情况下才是相互平等的，那么，进行一场有关男女平等的辩论就只是徒劳地自寻烦恼罢了。
美国的《独立宣言》说，所有人生而平等，这并不是指任何精神上或肉体上的能力，它不过是重复了古代阿尔平所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罢了。
在这种场合，法律的权利就是平等的尺度。
如果说法律是衡量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唯一标尺，那么告诉她的地位是高是低就很容易了，就像用磅、盎斯来告诉她的体重一样。
然而，问题是存在这么一个衡量男女之间相对的社会地位的正确标准吗？把银子的价值同金子的价值相比较，用数字算出它的比率来，照此去对比男女之间的地位会正确吗？会充分吗？这种算法是把人类最重要的价值，即内在价值，放到考察之外了。
考虑到男女各自为了完成各自在世上的使命，必须有各方面的资格，那么用来测量两者的相对地位的标准就必须拥有综合性质。
如果借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明就是，那必须是复本位的。
武士道就有它自己的标准，那是双本位。
即女子的价值要通过战场及炉灶来测量。
女性在前者所得的评价极少，但在后者却极为完善。
对应这个双重评价，她也得到了相应的待遇：社会的、政治的单位，对她们的评价并不高，但作为妻子和母亲则受到了最高的尊敬与最深的爱戴。
在像罗马人那样的军事国家里，妇女何以受到高度尊敬？这难道不是因为她们是Matronae即母亲吗？不是因为她们是战士或立法者，而是因为她们是母亲，使罗马人在妇女面前低下了头。
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
当父亲和丈夫离家走向战场或地里的时候，所有家事就由母亲或妻子全权处理。
孩子的教育，甚至对孩子的保护，都托付给她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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