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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那对于规范语言学层面上的翻译文学批评，当然是有益的。
有了翻译文学批评的标准，还要注意翻译文学批评的方法。
方法是在标准的指导下的具体操作。
翻译文学批评的标准应该达成一致，而翻译批评的方法则可以多样。
从翻译文学批评与一般文学批评的不同中，可以见出翻译文学批评也应该有自己特别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方法。
许钧教授在《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方法》[15]一文中，提出了六种基本的翻译文学批评方法，包括第一“逻辑验证的方法”
，即从上下文的逻辑关联上来验证译文；第二，“定量定性分析方法”
，形式上定量，风格上定性；第三，“语义分析的方法”
；第四，抽样分析的方法；第五，“不同版本的比较”
；第六，“佳译赏析的方法”
。
现在看来这六种方法的划分并不太完善，如第二、第三条有些互相重叠，第六将翻译赏析与翻译批评混淆在一起，势必会出现许钧先生所担心的那种“太活”
（太主观随意）的批评。
但在目前翻译理论界尚未系统提出这一问题的情况下，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依笔者看来，翻译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就是要把翻译批评可能遇到的几种矛盾辩证统一起来，将译文的细节批评与总体批评结合起来，语言学批评与美学文艺批评结合起来，片段的抽样分析与完整的译文评价结合起来，特殊的批评角度与全面公正的评价结合起来，等等。
而许钧教授所说的那些“基本方法”
，不妨可以作为一些“具体的方法”
来看待。
其中，他提到的“不同翻译版本的比较”
，作为翻译文学批评的一种十分独特的角度，应给予高度的重视。
对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的比较批评，即“译本比较批评”
，在一般文学批评中不可能存在，而在翻译文学批评中，却是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批评方式方法。
在世界各国文学史上，名家名著是有限的，而名著的译本可以无限。
在我国，随着翻译事业的繁荣，不同复译本越来越多，一般的一、二流作品都有了两种以上的译本，这就为翻译文学批评提供了大量的比较批评对象，并且具有毋庸置疑的可比性。
有比较才有鉴别。
再高明的翻译家也总有败笔，而一般的无名的译者的有些译文，也许为大翻译家所不及。
对不同译本的比较批评，可以瑕瑜互显，长短互见，相互映衬，相互借镜。
可以说，在有复译本的情况下，真正全面深入的翻译文学批评，不能无视不同复译本的比较批评。
早在1937年，茅盾先生就写了题为《〈简爱〉的两个译本》的文章，对伍光建和李霁野的《简爱》译本做了比较评论，指出了两种译本在翻译方法上的不同，不同的艺术效果和它们的优缺点，在今天看来仍是不同译本比较批评的典范文章。
首先，这种比较批评对一般翻译文学的读者尤其有用。
在图书馆中、在书店里有多种不同的译本，究竟买哪一种、看哪一种？没有批评家的引导，可能就难以判断。
在比较中，劣译的读者市场可以逐渐萎缩，最终归于湮灭；而优秀的译本更可以摆脱劣译的遮蔽，而更广为人知。
其次，这种比较对文学翻译工作者也有用，初学翻译者应取各家之长，从善如流，而译本的比较批评不啻是学习翻译家艺术经验的可靠途径。
这种翻译文学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涌现，成为翻译文学批评最流行的一种方式。
例如，对萧乾、文洁若译《尤利西斯》及金隄译《尤利西斯》，对朱生豪、梁实秋、方平译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对四五种雪莱的《西风颂》译文，对近十几种《红与黑》的不同译本等，都有专门的文章甚至专门的著作加以比较批评，显示了这类批评在翻译文学批评中的良好的发展前景。
这类翻译文学比较批评本身，已带有相当的学术研究性质了。
可以说，翻译文学批评是翻译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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