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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的完成要由译本的读者来实现。
由于时代、社会、文化、语言等种种因素的不同,译本可能会获得与原本不同的解读和评价。
“翻译文学”
既然不同于“外国文学”
,那么,再进一步说,“外国文学史”
也就不同于“翻译文学史”
。
我国出版的各种《外国文学史》类的著作及教科书,不管是国别的文学史(如《英国文学史》、《日本文学史》)还是地区性文学史(如《东方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还是总体文学史(如《世界文学史》、《外国文学史》),都是以外国的文学史实及作家作品为描述对象的。
它们用中文来讲述,但它所讲述的又是原作,而不是译作。
当我们使用汉语来讲述“他者文化”
、“他者文学”
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广义上的“翻译”
现象。
而我们用汉语写作的外国文学史却又忽视了翻译家和译本这个环节,企图超越译作而直接面对原作。
而绝大多数文学史及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他们不能、也不必阅读原作,他们所阅读的,是翻译文学。
这就是我们的各种《外国文学史》所遇到的矛盾和尴尬。
另外,近百年来,我国的翻译作品,已经积累了数万种。
在已出版的全部文学类书籍中,翻译作品要占到三分之一以上。
对于这么大一笔文化、文学的财富,现有的一般的《外国文学史》著作却没有,也不可能把它们纳入研究和论述的范围。
而一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也难以充分、全面地展示翻译文学的丰富内容。
这都意味着:翻译文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立部门,翻译文学史应该是与外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相并列的文学史研究的三大领域之一,而正是由这三大领域构成了完整的文学史的知识体系。
在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方面,学界前辈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
我国翻译文学研究的先驱者是梁启超。
他在1920年发表了长文《佛典之翻译》,1921年又出版了《翻译文学与佛典》(一名《中国古代翻译事业》)。
1938年,阿英发表《翻译史话》,内容讲的都是翻译文学,可惜没有写完。
除了这些专门著作外,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若干国别文学史的著作,也讲到了翻译文学。
例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都有专门章节讲述翻译文学。
在翻译及翻译文学的专门研究方面,一直到了1984年,才有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出版(后来扩写为《中国翻译史·上卷》,1999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大量涉及翻译文学的内容。
1989年,陈玉刚等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由中国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998年,郭延礼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9年,孙致礼编著的《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
同年,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由上海的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这些著作都填补了我国翻译文学史研究的空白。
但总的看来,与翻译文学的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成果相比,我国对翻译文学及翻译文学史的研究还是薄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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