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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人而言，都是虚幻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你没掌握“世界语言”
，当然也就不能谈“世界文学”
；按照这种看法，由于鲁迅只懂日文，稍懂德文，所以鲁迅关于俄罗斯文学、东欧文学、英国文学的大量评论和看法，都没有学术上的价值；同样，由于郑振铎只懂英语，而不懂梵语、孟加拉语、波斯语、日语等其他一切东方语言，因而他在《文学大纲》中花了那么多篇幅论述的东方文学，也没有什么价值。
而事实上，中国懂英文、懂俄文、懂日文等东方语文的，不可计数，然而他们对俄罗斯文学、对东方文学的理解和见地，却未必超过鲁迅和郑振铎。
我认为“语言原教旨主义”
是一种纯粹理想化的、乃至有点偏执倾向的文学观念。
从根本上说，这种观点来自于一种“话语霸权垄断”
心理——因为我懂原文，所以我的发言才最有权威；因为我懂原文，我自然和天然地就是这个方面的权威专家，你们只能听我的。
而那些通过“翻译”
、通过译本进行外国文学评论和研究的人，都缺乏可靠性和科学性。
换言之，这些人在宣扬“原语”
的唯一神圣性的同时，实际上是在伸张自己对“原教旨”
解读的权威性。
说得严厉一些，是一种学霸作风。
一个学者，假如他的学术成果的数与量都很可观，事实证明他在这个领域中最有研究，我们倒不得不承认他的“霸”
、他的“阀”
是有厘头的，可是“语言原教旨主义者”
虽然是可能有“洋”
博士的身份，甚至据说或自称“外文说得比中文都好”
，但假如拿不出多少成果来，又如何服人呢？实际上，语言只是工具，掌握了工具并不意味着能够创造。
那位声称掌握了十三种外语的所谓“奇人”
王同亿先生，在学术上却没有别的造就，到头来却只编出了劣质的《语言大典》之类的垃圾辞典，令学术界人人喊打。
相反的例子是仅仅粗通日文的梁启超，在短短的五十六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涯中，却给后人留下了一千五百万字的庞大规模的著作，他对外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观察和研究，他对佛经的研究，跟那些懂原文的人比较，到现在看仍然是高水平的。
可见外语能力决不等于学术智慧和学术创造力。
强化学术智慧、提升学术创造力所需要的知识，也决非只有通过直接阅读原文才能有效获得。
以我这样的中年人目前所具有的知识结构而言，我们关于外国、关于世界知识的大部分，并不是直接靠读原文得来的，而是靠读译文得来的。
我本人愿意自豪地承认这一点，而没有丝毫的羞愧和不安。
上帝造人的时候，本来不想让人们懂得外语并彼此沟通，所以打碎了巴别塔，变乱了人们的语言。
我们一生中能够掌握的，听说读写都无问题的语言，充其量只有一两种而已，这是常人的宿命。
但人们却又建立了另一种巴别塔，即翻译的巴别塔。
只要我们肯读译文，我们完全可以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
在如今的信息社会，在翻译高度发达的今天，这既没有多大不便，也没有什么缺憾和遗憾。
因为，好的“翻译”
、“信达雅”
的译作，对于读者是可靠的，对于研究者也应该是可靠的。
在文学方面，我们相信优秀的翻译文学家，应当像相信优秀的作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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