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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学中迫不得已丢掉的那些东西，那些“过”
或“不及”
的地方，翻译家却以自己的独特创造给予了补偿。
以我个人的体会，有时候，我已经读完了原作，但我仍然希望再读那些高明的翻译家的译作，因为自己在读原文的时候，常常不如翻译家那样专注、细致，理解和表达也常常不如翻译家那样精彩到位，翻译家毕竟是翻译家。
他常常比我们自己的阅读更准确可靠。
所以，我钦佩、并由衷地相信那些高明的翻译家（这也是近年来我以撰写翻译史的方式热心地为翻译家树碑立传的原因）。
我认为，根据翻译家的优秀译作来阅读并研究外国文学，来总体了解和把握世界文学，是完全可行的。
即使有时候在纯语言层面上的研究——如“英美新批评”
的那样的文学语言学那样的研究——会有局限和困难，但研究者在选题上自然会想办法回避这些局限。
那些“语言原教旨主义”
者，自己通常也做翻译，而且有人还以翻译为主业。
那么请问：您认为您自己的“翻译”
可靠吗？如果您的翻译与“原教旨”
（原文）有那么大的背离，您为什么要作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来贻误别人呢？您为什么出版胡译乱译的东西而不对读者负责任呢？如果您认为您的翻译“信达雅”
地再现了原作的风格神韵，并非靠不住的东西，那么您又有什么理由认定，通过您的翻译而了解的那个作家是不可靠的，通过您的翻译来研究那个国家的文学，是没有价值的呢？
二
归根到底，中文系外国文学史基础课所遭遇的挑战与危机，不是仅仅靠辨析和辩护所能济事，要摆脱危机，根本的出路还是改革。
因此，以上我表示反对“世界文学”
取消论，反对“语言原教旨主义”
，呼吁进一步确认翻译及文学翻译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其目的是为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基础课这门课程的改革提出相关思路。
改革的方向和途径在哪里？我认为就在“翻译文学”
。
一言以蔽之，我主张用“中国翻译文学史”
，来改造“外国文学史”
或“世界文学史”
课程。
首先，这么做是为了“正名”
。
而“正名”
是为了确认它的合法合理性。
中文系的学科内涵是“中国语言文学”
，外延也应该是“属于中国语言文学的各知识领域”
，中文系的课程体系，应当涵盖“中国语言文学的各知识领域”
。
按照这样的理解和界定，在许多人看来，外国文学是外国文学，当然不是中国文学；换言之，“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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