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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属于中国语言文学的范围，因此在中文系开设这样的必修的基础课是否必要就成了疑问，“外国文学史”
这门课程就必然处在了“名不正，言不顺”
的窘境中。
可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提问题，现在的中文系开设的各门基础课程，是否已经囊括了、覆盖了中国语言文学的各个知识领域？
我的回答是：没有。
因为“中国翻译文学”
没有被包含在其中。
“中国翻译文学”
不是“外国文学”
，而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特殊的组成部分。
关于这一观点，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我在《翻译文学导论》等著作中，都做了充分的论述，目前学界的大多数人已经逐渐对此达成了共识。
然而，现在的中文系的基础课程中，却没有这门课。
既然“中国翻译文学”
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中国翻译文学当然就属于“中国语言文学的各知识领域”
中的一部分，它在中文系的课程体系中就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就应该学习中国翻译文学，否则他的专业知识结构就不完整。
而且从根本上说，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最大宗旨、或者说它存在的最大理由，就是传承中国语言文学及相关的精神文化，并以此来提升和加强国民的精神文化教养。
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是文化传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将一些有价值的精神文化传承下去，首要途径之一就是将这些精神文化作为知识形态，列入其教育体制中。
中国翻译文学，如果从佛经翻译文学算起，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我国精神文化的一笔独特的宝贵财富。
所以，有必要将中国翻译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我国精神文化的重要部分纳入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而纳入教育体制的关键步骤，就是将其课程化。
目前的情况是，中文系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不讲古代的佛经翻译文学，现代文学史没有傅雷、朱生豪等翻译家的位置，讲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作家时，也不讲他们在翻译文学上的贡献。
鉴于“翻译文学”
与“汉语言文学”
并不是一回事，各有其自身规律和特征，要将中国翻译文学包含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中，是很困难的。
这就需要在各门中国文学史课程之外，开设一门独立的“中国翻译文学史”
的课程。
而实际上，传统上中文系所开设的“外国文学史”
课，老师用中文讲授，要求学生阅读的是中国翻译家翻译过来的译作（翻译文学），而不是外文原作，所以它本来就具有“翻译文学史”
的性质；在这门课程中，老师们所讲述的、学生们所学习的，与其说是外国文学，不如说是翻译文学。
这一点只不过没有被自觉地意识到罢了。
我认为，用中文来讲授外国文学，其本质上是一种广义上的“翻译”
。
换言之，当我们把外国文学转换为中文来讲述的时候，自然就融入了我们中国人的理解和阐释。
伴随着我们自己的学习、理解和阐述，我们在逐渐地吸收外国文学，使其成为自身肌体的一部分，外国文学已不是外国文学了，正如我们吃了牛肉，消化并吸收了，牛肉已经不再是牛肉，牛肉已经融化为我自身的一部分了。
长期以来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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