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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上，却相对贫弱。
这一点不仅是翻译界，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如笔者曾撰文指出：在中国的“东方学”
界，“知识东方学”
很繁荣，“思想东方学”
却较为贫弱，而在欧美和日本乃至韩国，“东方学”
却是思想最活跃的领域之一。
中国的翻译界是不是也如此，何以如此，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说“翻译界”
思想产出的相对贫弱，并不是说我们的翻译研究、翻译理论中没有思想。
现在的问题是，已有的翻译史研究著作，常常将知识与思想、理论与思想混为一谈，甚至将“权威”
与思想、“权力”
与思想混为一谈，造成了翻译史研究在选题与论述上的偏颇。
一些近现代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因为他在其他方面的名声大、造诣高、地位高，所以他关于翻译的论述就备受重视。
在当今大学行政化的大背景下，因为一些教授所拥有的行政权力资源多，掌握学术评比、评选的权柄，成了所谓“学霸”
，所以他的有关著述就被一些人高看一眼，以紫夺朱，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过高估价。
实际上，一些重要的翻译思想，既在人们所熟知的名家名作中，也在人们所不太注意的一些作者的文章中。
所谓“不太注意”
，就是一些研究者圈子意识太强，他们顾不上关注，甚至不屑于关注圈子以外的研究成果。
须知当今学术思想常常是在跨学科、交叉学科的板块之间产生的，学术体制的圈内圈外，都需要加以注意。
就当代中国翻译思想而言，并非我们的翻译思想绝对贫乏，而是我们发现得还不够，阐发得更不够。
中国翻译研究的矿床很大，沙子石头多，贵金属也多。
本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科学评价、恰当定位的写史原则，在这些数量众多的文章著作中发现真正的思想建树，也是可以做到的。
现在我们提倡“中国翻译思想史”
的写作，就是要从思想史的层面，对中国译学建设、翻译研究、理论建构的成果，在已有的基础上再加甄别，再做提炼，再做取舍，再去发现。
把真正有思想价值的东西呈现出来，突显出来，弘扬出去，让广大读者和后辈学子加以思考和判断。
说到“再加甄别、再做提炼、再做取舍”
，就是说，也许在已有的相关著述中反复提到的人物或著述，在新的《中国翻译思想史》中就不用多说了，而是把重点放在“思想”
价值的发现与阐发上面。
不能满足于介绍和评述，要与所研究的翻译思想家的思想有交流、有撞击；要能够对翻译思想家的思想，加以分析、综合、提炼和阐发，进而作出思想史上的价值判断。
三、中国翻译思想史的三个时期的历史积淀
纵向地看，两千年间中国的翻译思想史的历史积淀，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古代，是从道安到玄奘，即从公元4世纪到7世纪的佛经翻译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现代即从严复到钱锺书，亦即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第三个时期是从1990年代至今。
具体而言，在古代，翻译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翻”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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