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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代“翻译”
概念的产生与翻译思想的起源问题；二是佛经翻译家关于“直译”
“重译”
等翻译方法的概念与思想；三是佛经翻译中的“信”
的思想；四是佛经翻译的名与实、文与质的关系论；五是佛经翻译中的“格义”
与阐释学方法；六是道安的“失本”
、玄奘的“不翻”
与“不可翻”
思想。
这六个方面是古代中国翻译思想的精华，这是翻译思想的原创期，虽然只局限在佛典翻译领域，却涉及翻译原理、翻译方法、翻译文化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论等方面；虽然只是只言片语，却是开天辟地、空谷足音、微言大义，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做进一步阐发。
第二个时期，即从严复到钱锺书的时期，是被研究得最为充分、最为深入的时期。
例如，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的研究，该书对这一时期的论述占了总篇幅的百分之八十。
王秉钦的《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这段时期的论述也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虽然书名中有“20世纪”
的字样，但对20世纪80年代后的翻译思想最为充盈的时期，却以约十分之一的篇幅做了简单化的处理。
作者在序言中所概括的“中国翻译思想发展史的十大学说”
，其中除了有一个是古代的“文质论”
之外，其他九个“学说”
都高度集中在这段时间。
实际上，这段时期的有一些“学说”
，如林语堂、朱光潜、茅盾、焦菊隐的理论观点，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还显简单，创意也不大，实难称之为“学说”
或思想。
从真正的“翻译思想史”
的角度看，这一时期可以称得上是“思想”
的，大致有四个方面：第一是严复的“信达雅”
论及后人的阐发。
但是与其说“信达雅”
是一种思想形态或具有思想的价值，不如说他的翻译理论方面具有承前启后的价值，并形成了以规范论与标准论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主流形态，可以称之为“泛方法论”
形态。
第二是鲁迅等人提出的“逐字译”
“直译”
“宁信而不顺”
等主张，表达了借助翻译，来改良汉语乃至实现中国语言的现代化的意图；鲁迅关于翻译批评是“剜烂苹果”
的论述，意在矫正胡译、建立现代规范的翻译与翻译批评；鲁迅关于复译与“转译”
的主张，也是他的“拿来主义”
文化思想的组成部分。
第三是郭沫若等人起初以“处女、媒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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