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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强调译作本身独立的、创造性的价值，是前期“好的翻译等于创作”
论的深化和理论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翻译创作派”
或简称“译作派”
，尽管其阐述具有感性的、不周延的、不完满的地方，却具有可观的思想含量，值得后人加以打磨和阐发。
第二是谢天振先生的“译介学”
建构论。
谢天振最早将比较文化、比较文学与翻译学相嫁接，较早在“媒介学”
的基础上提出了“译介学”
这一重要的分支学科概念，并反复不断地通过文章、著作、论文集、教材等形式，加以论述，影响很大，使得传统的基于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研究，上升为文化传播史、影响史与接受史的研究，上升为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推动了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由传统语言学层面的研究，向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的转型，为翻译学开辟了新路。
使“译介学”
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也是近年来颇有声势和影响的学术思想流派。
第三是王秉钦等先生的“文化翻译学”
建构论。
他在1995年出版的《文化翻译学》一书中，最早明确提出了“文化翻译学”
的学科范畴，建立了文化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将语言文化中的翻译问题与翻译中的语言文化问题统一起来，将外国翻译界的文化翻译理论与中国传统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结合起来，推动了中国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接，后来在众多的研究者的呼应与努力下，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文化翻译”
的研究模式，或研究流派，这种模式相当程度上打破了此前一百年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单一向度，也为翻译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更多的可能与空间。
第四是辜正坤先生的中西诗鉴赏与翻译体系模式论。
他从丰富的翻译实践入手，总结出了一整套中西诗歌鉴赏与翻译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式，包括诗歌鉴赏的“五象美论”
、十个角度、五个标准、五个功能，把诗意的灵动性与概念范畴的科学严谨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将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文论与西方作品相互浸泡与融汇，使其翻译论由技进乎道，也就有了思想的品质。
他提出的“玄翻译学”
作为“翻译理论的理论”
，也是从哲学层面探讨和研究翻译理论问题、翻译文化问题的方法论。
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和充实，但使翻译问题思想化的动机，是非常有意义的、值得赞赏的。
第五是翻译造词（翻译语）研究及“历史语义学”
方法论。
冯天瑜、沈国威等一批学者，在新旧世纪交替时，提出了“历史文化语义学”
或“文化语义学”
等概念和主张，以“翻译语”
的研究为基本单位和切入点，从语义的历史演变的角度，解释了中外语言文化、翻译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
冯天瑜的《新语探源》及相关学者所发表的一系列相关成果，往往能在哲学、美学、文论、翻译学等各方面，加大研究深度，阐发、生发出思想史的价值。
第六是“翻译文学”
概念的定着及其翻译文学中国文学属性论。
把“翻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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