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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介于“本土文学”
“外国文学”
之间的独特的文学类型，并把它视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或特殊组成部分，是一件具有思想史意义的事件。
它的理论论争的结果，不仅为翻译文学定性与定位，而且，颠覆、更新了人们对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认识，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文学”
“外国文学”
的传统认知。
“翻译文学”
融入“中国文学”
，使翻译家和译作进入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也带来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课程内容的变革。
在这个问题上，施蛰存、贾植芳、方平，特别是谢天振等先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七是翻译史及翻译文学史体系建构论与方法论。
这是一种新的历史书写方式，马祖毅先生最早写出了综合性的中国翻译简史，谭载喜最早写出了《西方翻译简史》，陈玉刚、刘献彪等先生最早写出了中国翻译文学史，王克非在《翻译文化史论》中较早提出了“翻译文化史”
的概念，王向远写出了最早的一部国别文学（日本文学）翻译史、最早的东方区域文学翻译史及中国文学翻译论争史，提出并阐明了翻译文学史的六大要素等方法论。
季压西、陈伟民的长达150万字的三卷本《语言障碍与晚清现代化进程》，从“语言障碍”
这一概念切入近代翻译文化史，等等。
更多的是那些关于翻译史的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在产生了大量系统丰富的新知识的同时，这些作者都提出了或在著作中体现了自己的翻译史写作的思想方法，都是值得翻译思想史加以总结、阐发和提炼的。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翻译研究中“文化翻译”
“译介学”
形态在繁荣发展了二十多年后，也出现了选题重复、理论想象力贫弱、创新点缺乏、对某些观点与主张阐释过度、走向偏颇等现象和问题。
鉴于这种情况，笔者提出了“译文学”
这一概念及新的研究范式。
“译文学”
的建构前提，是把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划分为“翻译学”
“译介学”
、“译文学”
三种不同的研究模式，认为一般的“翻译学”
是语言学中心论和忠实中心论，“直译意译”
二元的方法论；“译介学”
是媒介中心论、文化中心论、“创造性叛逆”
论、“异化归化”
二元的翻译方法论和译本评价论，而“译文学”
作为“译文之学”
，即以研究译文为中心的学问，则是“译本中心论”
“文学中心论”
“译本批评中心论”
“创造性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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