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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对后来扩大贸易、合法贸易极端不利。
那时的粤海关由中国人自主管理，朝廷规定的海关税则只是象征性的，平均不过百分之四，因为清政府的财政收支并不依赖进出口这一块。
朝廷的轻税薄赋并没有使中外交易者获利，更没有起到鼓励对外贸易扩大进出口的作用。
相反，十三行的垄断经营，以及依附在他们周边的那个庞大既得利益群体，甚至还有广东本地各级官员，擅自通过各种方式公开、半公开或隐秘征收各种陋规杂税。
据说，很多时候，他们在正税之外要增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按照清政府的规定，所有税则、收费、加捐，都必须公开，但是那时没有体制外监督，没有硬性约束，所有规定均成具文。
所有参与收费、收税、加捐的官员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自觉保守秘密，自觉通过各种方式不让这些“潜规则”
曝光，让政府吃点亏，让外商获得一些补偿。
非规则贸易让外商很不耐烦，因为每一次纳税都必须经过一次讲价式的交涉，这对西方文明背景的商人肯定不太适应。
怎样改革很早就有议论，但一直没有机会去解决。
马嘎尔尼1793年使华就有这方面考虑，只是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办成。
十三行陋规陋习泛滥成灾，在中国人看来或许是因为体制因为文化，但在西方人看来，就是垄断，缺少竞争。
要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办法很简单，只要将广东一口通商垄断格局打破，在数口通商竞争条件下，相信不论是十三行还是二十六行，大家只能拼服务。
服务不好，乱加费乱收税，那么外国商人一定会离开广东转往其他通商口岸。
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英国人在与中国人进行谈判时，始终紧扣自由贸易的原则，始终要求合法贸易、透明贸易，《南京条约》及其相关文件规定将一口扩大为五口，其主要目的就是解决这些问题。
对清政府来说，早就被广东一口通商衍生的吏治腐败等问题弄得心烦，如果能通过扩大通商口岸解决这些陋规陋习，清政府当然乐见其成。
我们看到，在谈判过程中，清政府对扩大到五口并没有怎样犹豫。
扩大通商、五口通商是对中英都有好处的事情，双方很快就此达成协议。
然而五口通商既然有助于吏治澄清，有助于贸易规则，那么必然有人会因此而落寞而伤心。
体制、规则的改变，总会让一些既得利益者阶层受损。
五口通商打破了广东对中外贸易的垄断，数百年靠山吃山，从中外贸易交往中获取好处的广东人最反感。
广东但凡与贸易事务有点关联的官员，还有那些居间两边通吃的官家买办，几乎都因《南京条约》扩大五口通商而不满。
他们先前的意外财源都因为一口变五口而大幅度减少。
原先集中在广州一口，中外商人都无从选择，额外加收的费用，对于中外商人来说只要能够办成事情，也只能忍气吞声。
现在不一样了，五口通商不仅自然分流一大部分货源到江浙地区，而且还有一些中外商人纯粹因不愿继续容忍广东人而转到其他口岸。
由此，鸦片战争之后的广东人觉得自己成了最大的利益受损者，他们的排外主义情绪非常自然地发生，并深刻影响此后几十年政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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