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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遂毅然独自创办《青年杂志》，欲以民主与科学唤醒国人，造就新一代自觉自立的国民，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他说，欲救中国于危亡之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后——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绝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
而“新鲜活泼”
的新思想，在陈独秀看来，就是民主与科学，“国人而欲脱离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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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民主是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物，也是近代西方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进步的两大直接动力。
不过，科学与民主在西方社会的发生与发展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
在某种程度说，它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而又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
因此，陈独秀的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将民主与科学引进中国，足见其“先知先觉”
的远见卓识。
作为文化资源的吸收与互补，民主与科学传入中国，自然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
如果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的同志们持之以恒地坚持十年、二十年，民主与科学的现代观念和理性精神便有可能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扎下根，中国社会经济逐步发展与演变也会为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提供现实的条件和土壤。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却在，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
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
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
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显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
335从而，这种基于政治要求的启蒙心态不仅导致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启蒙运动的夭折或变质，而且其政治氛围的加浓也势必导致本以理性精神为根本特征的启蒙运动带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和不科学的成分。
推绎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的本意，他们最初的想法似乎并不愿意将启蒙运动与政治挂钩。
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号召国人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从1916年开始，以学步慢行的危心，采取哀兵的策略，作动心忍性的功夫改造自我，建立全新的人格，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他说：“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
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
336胡适也说：“吾国几十年来的政府，全无主意，全无方针，全无政策，大似船在海洋中，无有罗盘，不知方向，但能随风漂泊。
这种漂泊最是大患。
一人犯之，终身无成；一国犯之，终归灭亡。
因为漂泊乃是光阴的最大仇敌。
无有方针，不知应作何事，又不知从何下手，不知如何做法，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成不可救。”
因此，解救中国的“第一要务，在于打定主意，定下根本政策”
337。
而这个主意和政策，就是“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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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这种主张虽然不足以代表《新青年》同仁的真实想法，但在《新青年》的早期，至少是1919年之前确实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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