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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观原因之二、之三，皆源于老校长自身的科研：他在科研中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功底，从而才能深切体会到掌握文言文与目录学知识对中国史研究至关重要；同样也是在他自己的学习与治学过程中，深感基础知识对于学术向高层次发展不可或缺，他才会如此重视基础课教学。
科研与教学的结合贯穿于老校长的各种教学活动中，如前述“两课”
中的“讲治学方法”
与“史源学实习”
课的创立，皆源于他自己科研中的心得和体会。
陈老的教学“是异乎常人的……好像授业者所要知道的，他都能随时讲授出来……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会讲授的先生。”
[14]达到这种教学效果的最大“秘诀”
恰在于：他的教学是以其广袤而深邃的科研为基础的，因此无论在教学内容上，还是在教学方法上，他都能“异乎常人”
。
而这种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的思想与实践，无疑是我们的最佳典范。
其五为富于创新精神。
“两课”
的设立，既是课程设置的创新，又是教学内容的更新；而实习室的建立，更是教学方法上大胆的革新。
这种精神在老校长70年的教育生涯中处处闪现：开设“史源学实习”
课；将“大一国文”
课作为“文理各系共同的必修课程”
；教国文的教师“在老校长的领导下……每周聚会一次，交换学习心得”
；将学生作文中的佳作在“校内开辟墙报专栏，分期张贴发表，以收观摩之效”
等，他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上几乎都有创新。
更为重要的是：老校长在教学中的种种创新，都是建立在深厚的科研基础之上的，因此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两课”
于八十余年后的今天在九州遍地硕果累累，就是最具说服力的铁证（详后）。
这种具高度科学性的创新精神，在今天仍是极为宝贵的。
其六为注重思想教育。
前述“勤于写作”
与“戒浮夸风”
即是生动例证。
牟润孙先生回忆道：“先师教导学生……主要是使学生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用功读书。”
足见今日常讲的“教书育人”
，老校长也早已付诸实践了。
这点在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现在距创立“两课”
之时已过了八十余载，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今商品经济大潮对社会各个领域都有很大冲击，学校亦不能幸免，不少学生读书期间就开始经商，有些学生做学问也是急功近利，总想少耕耘，多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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