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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l清代台湾的“赡老业”
或“养赡业”
，通常也是一种综合性的族产，如云：“赡老一款，原以备母亲等三人养身之具也，亦正为后来轮公业、理公事起见。
幸而萱堂福泽帛长，各房断不敢提及轮流值公之举，统公司有忌辰、年节及应完钱粮等，一尽归在母亲身上料理。
万一母亲谢世，将该款开费丧事之外，尽行值公者挨次轮流，凡公司一应事务，值公者亦仍然率由旧章。”
L1901此类记载说明，分家之后的各种公共事务，主要是由继承式宗族承办的。
在早期移民社会中，尚未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可能有不少额外的公共费用，这就势必使继承式宗族得到强化。
有些族产较少的继承式宗族，也明确规定，“凡公欠、公借、公事、公费，俱作三股半支理，不得互相推诿”
191，“三股园业界址、大租及上手不明，倘若与他人争占，费用银项俱照三股均摊”
1921。
在此情况下，即使没有设立相应的族产，族人之间也有不可分割的连带责任，因而仍有可能形成功能性的宗族组织。
在族产较多的继承式宗族中，往往同时设立若干不同形式的“公业”
，其具体用途各有既定的范围。
例如，乾隆元年的林氏《阄书》记载：“轮流公业草地一所，土名海丰庄及柯元庄，内糖廊三张半，共牛三十八只，言约每人各掌一年，周而复始。
当年之人除与张家租粟一项外，其余租粟听当年收入，三人不得与分。
其租课、采杂及衙门所费并春歌韶舞、门户等项，俱系当年抵理，不得□□三人。
糖租一项，年该抽糖四万七千一百斤，内扣除七千八百五十斤付当年之人与张家清算，其余三万九千二百五十斤，不论价值高低，每百斤估定价银七钱，共计银二百七十四两七钱五分。
内扣除纳车饷及差承银二十五两外，尚剩银二百四十九两七钱五分，作四份均分，每份应得银六十二两四钱三分，金约抽糖完日对当年之人取起，不得刁难。
……赡老公业另登在簿，尔等可轮流收交我用，异日充作祀典。”
[1931林氏的“轮流公业”
主要用于各种公共事务，“赡老公业”
主要用于祭祖及赡养老人，另有直接按房分享的“糖租”
。
由于清代台湾豪富甚多194，分家时提留的族产也相当可观，为继承式宗族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乾隆五十八年的韩氏《阄书》记载，其家产总值计银64280余两，分家时提留“享记存公”
3209
两、“小宗入主”
250两、嫡母“养赡产业”
1639两、庶母“养赡产业”
441两、“书田”
价银3415两，五项合计共13660两，约占总资产的五分之一。
1951嘉庆二年的韩氏《书田约字》记载：“当先严在日，既置有仁德北里等数宗田园立作义田，以为友德公兄弟五房耕作，依次轮值，俾得各安其业；又置有大埔林等处公馆，共十万余金，立作元记大公，凡元记份下子孙，无论成名不成名，皆可依次轮收，支理族中公务；又置有广储东里一带田业，内荫风水一穴，命百岁后营葬在此，并将该业配作祀田，以为祭扫之资。
……今先君逝矣，我兄弟谓欲继其志、述其事，爱将在日所踏赡养四万余金，兹计除该葬费外，只剩有大棣榔保、大丘田保等处大小租谷及二八抽的糖筋、两店地、水埤各项租业，计有一万零五百金，金议将此立作书田，馆号‘捷记’。”
韩氏“元记份下”
派分三房，其先后所立各项族产不下15万两，平均每房拥有5万两以上。
这些拥有巨资的继承式宗族，不仅对族人的经济生活有重大影响，在当地社会经济结构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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