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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也被下述事实所证实：儿童期的最初神经症是广场恐怖症——在该状态中，我们如此清晰地看到，最初产生的焦虑是如何被后来形成的症状所替代的。
我们得到一个印象，即最好是从这些相互关系中找到理解神经性焦虑的方法。
同时，在回答一个人在神经性焦虑中害怕什么的问题时，我们也取得了成功；并且，还成功地证实了神经性焦虑和现实性焦虑之间的关系。
显然，他在神经性焦虑中害怕的是自己的力比多。
这与现实性焦虑的区别表现为以下两种：危险是内部的，而非外部的；其危险是意识不到的。
在恐怖症（phobias）中，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这种内部危险转化为外部危险的方式——这就是说，神经性焦虑是怎样转化为明显的现实性焦虑的。
为了简化通常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不妨假设广场恐怖症病人始终害怕的是由他在街上遇到他人时所产生的**感，于是他在恐惧中产生一种移置作用；从此以后，他害怕的是外界情形。
这样，他得出的结论显然是，他认为自己能够通过移置作用更好地保护自己。
人们可以逃之夭夭，以摆脱外部危险，但躲避内部危险却是很难的事。
在我早期论焦虑的讲演的结论中，我自己曾表述了这样的观点：虽然我们的这些研究结果并不相互矛盾，但它们却也不怎么彼此吻合。
就其作为一种情感状态而言，焦虑好像是曾带来危险性威胁的早期事件的重演；焦虑服务于自我保存的目的，并且是一种新危险的信号；它产生于力比多，而这部分力比多又因某种缘故未被利用，它还可以在压抑的过程中产生。
它被症状的形成所替代，就好像在治理上受到了约束。
因此，我们不免感到这里好像缺少了什么，否则这一切就可以被整合成为一个整体了。
女士们，先生们，在上次讲演中，我把心理人格（themey）分为超我、自我和本我，这一划分也迫使我们在焦虑问题的研究中更新我们的支承。
根据自我是焦虑的唯一支承的命题（即是说仅有自我能产生并感觉到焦虑），我们形成了一种新的、稳固的立场；从这个立场看，许多事物将都展示出一个新的侧面。
在谈及“本我的焦虑”
[73]或认为超我具有产生忧虑的能力时，我们的确很难明白这些说法的含义。
另一方面，我们对这一事实中与我们希望相一致的成分表示欢迎：焦虑的三种主要类型（即现实性的、神经性的和道德性的），很容易与自我的三种依赖关系（即与外部世界的、与本我的和与超我的）发生联系［第78页］。
此外伴随着这个新观点，焦虑作为预告危险情况的信号的功能（这正好是一种我们不无熟悉的说法[74]）变得尤为突出了；而构成焦虑的材料是什么的问题则使我们失去了兴趣。
而且现实性焦虑与神经性焦虑的关系出人意料地变得简单明了了。
还需要指出的是，与从前被认为是简单的情况相比，我们现在对产生焦虑的各种明显复杂的情况有了更好的认识。
最近，我们一直在研究某些恐怖症（我们将之划归为焦虑性癔症）中焦虑的产生方式。
我们选择了一些病案，在这些病案中，我们在研究那种对从俄狄浦斯情结中产生的愿望性冲动所作的典型的压抑。
本来，我们指望能发现，是男孩把母亲作为对象所给予的力比多精神贯注在压抑下转变成为焦虑，并表现为（从症状的角度而言）附着于父亲的替代物之上。
我不可能向你们陈述这类研究的详细步骤；但是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与预料相反的惊人结论，这就够了。
并非压抑产生焦虑；焦虑早就有了，产生压抑的恰恰是焦虑。
[75]但到底是哪一种焦虑呢？这只能是那种面对具有威胁的外部危险时的焦虑——即现实性焦虑。
诚然，在面对力比多的要求时，男孩的确感觉到了焦虑——在这种情况下，焦虑产生于对母亲的爱；在面对某种神经症焦虑时，情况也是如此。
但是，这种爱在他看来，似乎是一种内在的危险，对此他应放弃对象以回避这种爱，因为它惹来了某种外部的危险。
在我们研究的所有个案中，我们都获得了相同的结果。
应该承认，我们并未料到会发现，内部的本能危险会成为外部的、实在的危险状态的决定因素和准备因素。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到男孩因爱恋其母而恐惧什么样的现实危险。
这种危险是被阉割的惩罚，是失去其**的惩罚，当然，你们将反对：毕竟那不是真实的危险。
我们的男孩并不会因为在俄狄浦斯情结阶段中恋爱其母而被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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