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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1912）后来在这方面效法了他[270]。
这里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对在表现形式上不可理解的每一种梦的解释，都是以这种梦的解析的根本方法为基础的，这种方法的前提和结论尚在争论之中。
关于抵抗，阿德勒告诉我们，抵抗服务于把病人对医生的反抗付诸实施这个目的。
这当然是真的；简直就等于说，抵抗服务于抵抗的目的。
但是，关于抵抗来自何处，或者受病人支配的抵抗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就不再深究了，因为这对自我是毫无助益的。
关于疾病的这些症状和表现的详细机制，对那些各种各样疾病及其表现形式的解释也都完全不予理睬；因为一切类似的东西都被迫服务于这种“男性抗议”
、自我主张和人格扩张。
这个体系是完整的；要重新解释它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虽然这个体系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观察。
我认为我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个体系是和精神分析无关的。
在阿德勒的体系中所反映出来的人生观，是完全建立在攻击本能基础上的；这个体系中并没有爱的立足之地。
我们可能会感到奇怪，这样一种惨淡的世界观（Weltansg）竟会受到人们极大的注意；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人类由于受到性需要这个重担的压力，因此，只要把“克服性欲”
作为一个诱饵提供给人类，人类就乐于接受一切。
阿德勒的退出发生在1911年魏玛大会之前；此后那些瑞士人也开始退出。
非常可笑的是，这种退出的最初的标志是黎克林在瑞士的一些出版物上发表的一些流行的文章中的几句话，因而普通大众反而比最密切关注这个问题的人知道得还早。
他们认为，精神分析已经克服了一些早先使它丢人现眼、令人遗憾的错误。
1912年，荣格在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中夸口说，他对精神分析的改革已经克服了许多人的抵抗，这些人曾经拒绝承认和精神分析有任何联系。
我回信说，这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他对辛辛苦苦获得的精神分析的真理牺牲得越多，就会越多地发现抵抗消失。
那些瑞士人如此自豪地加以介绍的这种改变不是别的，也无非是使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性因素不再具有重要地位而已。
我承认，从一开始我就把这种“进步”
看作是对现实要求的一次过于深远的调整。
这两种和精神分析倒行逆施的运动（我现在必须对它们进行相互比较）表现出另一个共同点；
因为它们都通过提出一些玄虚的观念而企求获得某种赞同的意见。
可以说，这些玄虚的观念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旁门左道。
在阿德勒看来，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和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对知识资料进行人为建构的人格权力就起这个作用；在荣格看来，这是向年轻人呼吁摆脱桎梏的历史权力，在这种桎梏下暴政时代曾用它们墨守成规的观点寻求把它结合起来。
因此我们必须说几句话来揭露这些观点的谬误。
我们知识的相对性是出于这种考虑，它的提出就像人们用以反对精神分析那样，可用来反对每一种其他科学。
它是从当前对科学充满敌意的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反动潮流中派生出来的，并要求得到一种谁也没有资格获得的优越感。
我们谁也无法猜测，人类对我们的理论努力将会做出什么样的终极判断。
在有些例子中，被前三代人所反对的东西却被下一代人加以改正并重新得到认识。
在一个人仔细听取了对他本身的批评意见，并且稍微注意他的对手们的意见之后，他除了全力维护他自己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信念之外，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
一个人应该为诚实地从事他的事业感到满足，而不应该奢望法官的判决，这是留待遥远的将来的事。
在科学问题上强调武断的个人观点是不好的；这显然是企图剥夺精神分析要求作为一门科学来得到评价的权力——顺便提一句，这是在这种评价已经被前面所提到的东西（一切知识的相对性）贬低之后。
任何一位对科学思想评价很高的人，都会尽一切可能在这门科学能起很大作用的地方，寻求每一种可能的手段和方法，来约束怪诞的个人爱好这个因素。
此外，正好可以说明，在保护自己时的任何热情都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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